>>> 2007年第12期

章乃器的从政观

作者:章立凡




  今年是先父章乃器先生诞辰110周年和逝世30周年。他的一生与“七”这个数字特别有缘,不但生死之年皆逢“七”,其一生的转折点也常与“七”有关。
  章乃器自1927年独力创办《新评论》杂志始,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是抗战前夕被捕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获释,这时他已是一个举国闻名的人物。1947年,他因受到国民党当局迫害,流亡香港从事民主政治活动,并创办了港九地产公司。这一时期是他个人经营事业的巅峰,但很快舍弃,秘密赴东北参加新国家的建设。1957年,他在一场“阴谋”中成为中国大陆五十五万“右派”中的一员;1967年,他在斗室中回顾自己的一生,写下了《七十自述》;1977年,他在北京医院的地下室里逝世。
  章乃器被认为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一生曾参与救国会、统一建国同志会(民盟的前身)、民主建国会三个党派的发起,但结果不是自行退出,就是被组织开除。究其原因,皆因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
  
  在联合政府体制内与中共合作
  
  1 与中共领导人以诤友共事
  章乃器是民建1949年出席新政协的代表之一,在新政权中任政务院政务委员,1952年出任粮食部长。如何在《共同纲领》之下与中共合作,建设好一个新国家,是他所面临的新课题。
  章乃器1949年2月25日到达北京后,应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之邀,与千家驹、沈志远一起担任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顾问,开始运用自己的学识和经验,为新政权发行人民币、稳定金融和物价出谋划策。4月15日,他和黄炎培等民建领导人应毛泽东之邀,到香山双清别墅晤面聚餐,毛详细阐明了目前的形势和中共的政策方针,希望他们为接管上海多做工作。
  5月14日陈云受命筹组中央财经委员会,以稳定全国的经济形势,统一财经工作,章乃器开始与陈云共事。同月攻占上海后,市面混乱,南北不能正常通航,缺粮缺煤,整个城市面临瘫痪危险,并会对全国产生重大影响。陈云曾召开会议研究解决上海粮煤短缺等问题,章乃器力排众议,主张利用外商的轮船运煤,被陈云采纳。
  为稳定金融和发展生产,章乃器还曾分别向周恩来、陈云建议发行公债,受到了他们的重视。后来陈云经过调研,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发行方案,得到了批准,于1950年初发行了“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这是共和国成立后首次发行的公债。
  7月12日中央财经委员会成立,陈云任主任,章乃器和不少经济学界的民主人士被聘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五天后,章乃器和千家驹应陈云之邀,一同前往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开始对上海和全国的经济形势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并与上海的工商界人士座谈。8月初,陈云主持召开了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大区的财经负责人参加的上海财经会议,确定了解决上海经济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的措施。章乃器利用自己在金融界、工商界的影响,积极向老朋友们宣传新政权的经济政策,以稳定上海的经济。
  章乃器回到北京后,出席了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会议,并担任《共同纲领》起草小组财政经济分组的召集人。9月21日,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出任政务院政务委员、编制审查委员会主任、政协财经组组长等职。
  新政权刚刚成立,经济上就面临严峻形势,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纱布、粮食投机活动猖獗,带动全国物价大涨。陈云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秘密调集大量的物资,指挥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击。章乃器向陈云提出不少有价值的建议,并得到采纳。在陈云指挥下,一举打胜了建国以来经济战线上的第一次大战役,稳定了全国的物价。为配合国家统一财经工作的部署,章乃器在这一时期还发表了《统一就是力量,统一就是办法!》《对于统一财经工作的认识》《经济的改造——消肿、去腐、生新》等十几篇文章,运用自己在工商界的影响,宣传国家的经济政策。1950年代初,他又与李维汉、陈叔通作为筹备负责人,筹组并成立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1952年国家决定设立粮食部。同年8月,经周恩来总理提名,章乃器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粮食部长。
  
  粮食部成立时,朝鲜战争已进入第三年,全国粮食供应形势日益严峻,当局酝酿在农村实行粮食征购和在城市实施配售的政策方案。章乃器在学术观点上,历来倾向于“统制经济”模式,由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但当陈云受中共中央的委托,调研粮食形势并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却表示了不同意见。据杜润生回忆:章乃器当时是不同意搞征购的,他与章去向陈云汇报时,还是认为可以通过调高收购价在市场上解决,而无须强行征购。
  粮食统购统销被确定为国策后,章乃器在职责范围内认真执行,制定了各种政策法规,并首创粮票制度,基本上解决了六亿人口的吃饭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计划经济国策是以掠夺农民和消灭市场经济为代价的,但其实行长达32年,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在社会主义的粮食工作要不要创造利润的问题上,章乃器也在国务院的会议上与薄一波副总理当面争论过。因为他以前曾是一个企业家,有人批评说,他是用管理企业的模式在管理粮食部。有一次他陪陈云去武汉视察工作,一路上辩论利润问题。他针对很多企业不讲利润说:既然是企业,怎么能不讲利润呢?陈云很有涵养地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他才没有继续争辩下去。
  
  2 与中共党组合作的原则
  他在就任粮食部长之初曾表示:“非党人士担任财政方面的工作是例外的,因此感到责任重大”(许汉三:《我所知道的章乃器》,《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206页)。但一上任就出现了意外的情况。当奉派来任中共粮食部党组书记的范式人前去与他晤面时,他当场申明:
  你是共产党员,我是民主建国会成员,我们的领袖都是毛主席,我们的共同经典都是毛主席著作,我们是革命同志。但在工作上,我是部长,你是副部长,你是我的下级和助手。因此。你必须绝对服从我的领导,你们党组不许背着我自行其是。这是原则问题。必须首先讲清楚!(周伯萍:《我在粮食部十二年》,《党史博览》2007年第4期)
  为此,这位党组书记拂袖而去,拒绝到任。中共中央组织部不得不另换人选。
  在1949年以后的民主人士部长中,章乃器是最有职有权的一位。他主持的粮食部,曾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肯定和表扬。当时有两位党外部长被公认工作做得最好:傅作义执掌水利部,是一切尊重部党组意见;章乃器主持粮食部,则每件事都要问清楚了才签字。章乃器在工作中也发生过与党组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例如关于标准米的争论),他的态度是:“我认为从国务院会议和党组来的东西应该是一致的。当时认为有分歧时,我请示国务院,你请示党的上级”(许汉三:《我所知道的章乃器》,《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第206页)。
  1957年中共整风期间,非党人士普遍反映“有职无权”。章乃器在5月8日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