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2期
写在《废名讲诗》出版之后
作者：陈建军
废名谈诗、论诗的著述，多为讲义或讲稿，这是本书名为《废名讲诗》的主要缘由。全书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废名讲新诗”，一是“废名讲旧诗”。两个部分均以成集者为主体，其他散见于报刊上的集外文，一律按发表时间顺序列于所属部分之后。这里，我想就收入《废名讲诗》中的几部专著作点说明。
1930年秋，废名从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经乃师周作人推荐留校任教，讲授“作文(一)(附散文选读)”、“新文艺试作(散文、小说、诗)”等课程。1936年下半年(一般误为1934年或1935年)，废名又增设了一门“现代文艺”选修课，讲了两个学期，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起而中断。废名讲“现代文艺”，首先讲的是新诗。每讲一章之前，他都要写出讲义，交由北大出版组印出，发给学生。据周作人讲，“新诗的讲义每章由北大出版组印出之先，我都见过，因为废名每写好了一章，便将原稿拿来给我看，加上些意见与说明。我因为自己知道是不懂诗的，别无什么可否，但是听废名自讲或者就是只看所写的话，觉得很有意思。因为里面也总有他特别的东西，他的思索与观察。”(《(谈新诗)序》)1930年代，废名编写的新诗讲义计有十二章，其中第三章、第四章曾载沈启无主编的《文学集刊》1943年9月第1辑和1944年4月第2辑。1944年11月，废名的学生黄雨(即李曼茵)将其所保存的讲义交给北平新民印书馆作为艺文社“艺文丛书五”印行，书名为《谈新诗》。
1946年，废名由湖北黄梅重返北大，续编讲义四章。《冯文炳研究资料》(陈振国编，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等称，这四章未曾发表。其实，这四章均已公开发表过。第十三章《(十年诗草)》、第十四章《林庚同朱英诞的诗》、第十五章《(十四行集)》分别载《华北日报·文学》1948年3月21日第12期、4月25日第17期、5月23日第21期，第十六章《关于我自己的一章》曾载天津《民国日报·文艺》1948年4月5日第120期。在《(十年诗草)》一章后，有一段“编者按”：
这是废名先生《新诗讲义》中的第十三章。《新诗讲义》曾由艺文社印行，易名《谈新诗》，抗战时在华北出版，当时销路极佳，人手一编，知者皆谓为先生不可多得的佳作。最近先生续写若干章，完成全书，不日由上海再版。而在出书以前，承先生厚意，允将未发表的几章，陆续在本版刊载，这实在是非常难得的事。除了向读者们预告，并向废名先生致谢。
废名的新诗讲义在抗战时“销路极佳，人手一编”，在一定圈子内，特别是在华北文学青年群体中产生过较大影响。全部讲义原计划由上海再版，因时局变化，最终未能兑现。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前后两部分合并，删去初版本序跋和附录(知堂即周作人《怀废名》)，并加上废名1934年11月5日发表在《人间世》第15期上的《新诗问答》一文，仍以《谈新诗》之名出版。其中，第十四章题名改为《林庚同朱英诞的新诗》，第十六章改题名为《(妆台)及其他》。同初版本相比，再版本在文字上有不少改动。据再版本编者、废名嫡侄冯健男先生讲，再版本中的续四章是依据其“保存着的手稿”排印的。(《我的叔父废名》，接力出版社1995年3月版)《废名讲诗》恢复了《谈新诗》初版本的原貌，其中三、四两章参校原刊本。续编四章，因找不到手稿，只好一仍原刊之旧。前后两部分，总题为《新诗讲义》。《新诗讲义》中除《新诗应该是自由诗》、《已往的诗文学与新诗》两章外，其他诸章基本上是以诗人及其代表诗集为单元的，分别选讲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鲁迅、周作人、康白情、湖畔诗人、冰心、郭沫若、卞之琳、林庚、朱英诞、冯至和废名自己的诗。废名选讲的诗歌，既有他所认定的“好诗”，也有他所认定的“不好的诗”，每首诗后常常附有一段或长或短的类似于中国传统诗话的印象式点评，从正反两方面阐释、例证了自己的新诗观。
在废名的遗稿中，有一本关于《诗经》的讲义，写在其备课用的笔记本上，题为《古代的人民文艺——(诗经)讲稿》。全稿共有十一章，主要选讲了《诗经》的十一首诗，即“周南”之《关雎》《桃天》《汉广》，“召南”之《行露》《僄有梅》《野有死麈》，“邶风”之《匏有苦叶》“鄢风”之《辍竦》，“唐风”之《绸缪》，“豳风”之《东山》和“小雅”之《车荦》。其中，《行露》《桃夭》两章经冯健男先生整理后，曾发表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2年第6期，后《行露》与《关雎》《匏有苦叶》两章收入冯先生所编《废名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年6月版)，文字上对著者原稿均有较大改动。据吴小如先生回忆，1949年至1950年，废名曾在北京大学讲过一学年《诗经》。1950年，他在津沽大学开《诗经》专题课时，通过废名的女公子，时在南开大学读书的冯止慈借阅并转录过废名的《诗经》讲稿。(《呼唤废名全集问世》，《中华读书报》1999年4月28日)吴先生在文章中摘引了废名讲《关雎》的一段文字：
“兴”是现实主义的技巧，是不错的。这首诗即河洲之物而起兴，显见为民间产物；采荇尤见出古代劳动人民的生活(可能是女性)。我们对于采荇不免陌生，但采莲蓬、采藕、采菱的生活我们能体会。先是顺流而取，再则采到手，再则煮熟了端上来。表示虽然一件小小事情也不容易做(正是劳动的真精神)，这就象征了君子求淑女的心情与周折。等到生米煮成熟饭，正是“钟鼓乐之”的时候了，意味该多么深长!同时这种工作是眼前事实，并非虚拟幻想，一面写实一面又象征，此所以为比兴之正格，这才是中国诗的长处。后妃固然主德，但后妃哪里有梦见“采荇”的乐趣，也未必看得见“雎鸠”的比翼双飞。不过采诗入乐，“太师”的眼光总算够好的。可惜古人不懂得“向人民学习”罢了。(《说(诗·关雎)》，《文史知识》1985年第8期)
这段文字与现存讲稿也有较大出入。吴先生所存录的可能是初稿，也许并非废名的原话，而只是一种转述。废名在《关雎》一章中，有“我以前所讲的《野有死麂》”、“以前所讲的‘匏有苦叶，济有深涉”’云云。据此可以判定，废名在讲《关雎》以前就已讲过《野有死麈》和《匏有苦叶》，他讲授的顺序和其讲稿的编次是不尽相同的。同时，手稿中有些地方还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改。这说明，废名对这部《诗经》讲稿曾做过一番整理。另从文中废名对胡适、俞平伯的态度上可以推断，这部讲稿的成集时间不会迟于文艺界开始批判俞平伯红学研究的1954年。
《(诗经)讲稿》前有一简短的引言，兹过录于下：
中国的诗，从《诗经》起，有不少是没有得到正确讲解的。原因是封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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