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2期
智者之见 仁者之心
作者：郑 雷
其实，大到时代，小到《读书》，早就或快或慢、或显明或潜隐地在改变着了。“陈文丁画”与变得越来越商业化的时代、与变得越来越玄奥的《读书》之间，关系显得越来越不协调，从这一点看，它似乎真有点“遗形物”的意味了。这个社会学的名词，当年胡适博士曾用来指称中国戏曲，此处仅是借用，并无褒贬意味。小而言之，“陈文丁画”是沈昌文时代老《读书》杂志的“遗形物”；大而言之，它还应当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遗形物”。如果从其知识谱系、精神谱系来分析，更应上溯到五四，名之为五四的“遗形物”。
无论是五四还是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蝎橥的都是“民主”、“科学”的大旗，强调以理性的眼光看待一切，评断一切。作为五四运动的旗手，鲁迅与胡适在中国文化界同样享有恒久的影响。“陈文丁画”的作者都顶礼鲁迅，但并不诚惶诚恐、亦步亦趋。众所周知，鲁迅杂文具有很大的偏激性，追求的是一种片面的深刻。效法鲁迅的陈四益别有会心，他摄取的是鲁迅观察问题的敏锐识力，文字则尽量洗净愤激，由事人手，以理服人，纯然一派博雅君子风范，虽也偶见金刚怒目的呵斥、菩萨低眉的叹息，但褒贬之间自具分寸，并非一味嘲讽笑骂，而是用九方皋相马的功夫洞察对象的方方面面，借庖丁解牛的手段剖析问题的枝枝节节，总的来说，气盛而言宜，不脱理性色彩，从风格上看，似乎更近于胡适。
且读一读这样的文字——“我们真是生活在一个复杂的国家的复杂的时代……一边是外国搬来的旗号、主义多得令人发怵；一边又大讲‘三纲六纪’，以为这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一边是卡拉OK、桑拿浴、现代舞、摇滚歌星；一边又是讨小老婆、抽大烟、吃花酒、看风水”(《世相图·土洋结合》)。三言两语即勾勒出反常世态，笔力直追鲁迅；“或许，民主就是处理国的程序，一种谁也不能公然违背或随意绕开的程序，一种可以最有效地保证由民做主的程序，一种主要用以限制为政者滥用权力、违背国民意愿的程序”(《世相图·民主是什么?》)。一招一式又总不离启蒙思想，话语神似胡适。“一个民族，没有了讲真话的勇气，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社会，没有了讲真话的环境，是难以前进的社会”(《世相图·五不怕》)。掷地有声的警示，依稀鲁迅风骨；“一个健全的社会应当有自由、活跃的思想，这才能有创造、有革新、有发展、有进步。欲以思想之僵化来换取社会之稳定，代价实在太大，而且往往得其反，适足造成社会的不安——因为僵化毁坏了社会的适应与调节机能，这是有史为证的”(《世相图·思想纠错》)。条理分明的述说，颇得胡适风神。至于提出“为政者的本领其实并不在一切都要由他们来发明，而在于能通过一种制度，把整个民族的思想潜能充分调动起来，然后从中筛选出适应于当前需要的元素，组成可以实施的治国方略”，则俨然是胡适“三无”主张——“一国的元首要努力做到‘三无’，就是要‘无智、无能、无为’……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的另一种表述；然而尚不止此，接下去笔锋一转，又变成了鲁迅的冷峻：“但是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有一个古老的传统，就是喜欢把一切成功都算到某一个人——比如‘圣天子’——头上。起初或许是众人的谦逊，也或许是有心的逢迎，但后来便成为一种通例，谁不遵守，就会被清除。于是，一切好主意算在一个人账上，渐渐变成了只有一个人才可以说‘好主意’(哪怕只是个馊主意)，众人则只能唯唯诺诺，听任这一个人胡调”(《竹枝图·跋》)。出语尖新，细思又理路井然，锋利而明快，条畅而通达，激切的意绪与平和的理性在这里得到了自然的统一。
在这个酷评、戏说、调侃、灌水、无厘头搞笑盛行的年代，多的是信口雌黄的轻佻和咬牙切齿的偏执，相形之下，益见出作者清明理性的可贵。在理性的烛照之下，日常习焉不察的各种怪现状一一在作者的笔底现出原形，无所逃遁。批评的锋芒所向，首在体制的弊端：“上好事功，下即虚报；上恶阙失，下即噤口；上好形式，下即多生花样”(《唐诗图·天子好年少，无人荐冯唐》)；“一人当官，七姑八姨咸任要职。一人作宰，子女亲友皆有安排”(《唐诗图·何曾见天上，着得刘安宅》)；“上访的人越来越多”，“上面要求下面就地化解矛盾”，“一路转下去，到了乡镇，无可再转，遇到要上访的群众怎么办呢?最便捷的办法就是：霸蛮——一关二罚”(《世相图·就地化解》)；“官位既然成了可以买卖的东西，自然也就形成了市场——不管它是在明处还是在暗里”(《世相图·买官市场》)。
与体制积弊紧密相连的是精神世界的混乱：“算命、看相、风水、圆梦、房中术的书已经印得满街都是，好像这些都是今日亟待普及的国粹。粹与渣在一些人眼中似乎真的要泯灭界线了”(《世相图·粹与渣》)；“据说，孔夫子的教训依旧是今天道德重建的基石。要稳定么?好办，搬出三纲六纪，便可重振纲常”(《世相图·难得摩登》)；“好像又到了另一个浮躁的年代。人人都想发财，而且要暴富”，“于是八仙过海，各逞其能，条条道路通发财：萝卜充参，猪肉注水；昼销假货，夜受贿赂；闯关走私，弄权致富；明偷工厂，暗窃国库；滥捕珍禽，乱挖古墓。等而下之，还有绑架勒索，撬门入户；逼良为娼，聚众滥赌……就连做学问的也骂人图名，抄袭成书”(《世相图·浮躁》)。“陈文丁画”中有一组文字最初发表时曾冠以“精神现象零拾”的总名，即此便不难看出，作者对民族的精神生态有着超乎寻常的关注，其着眼点仍在于五四先贤急欲改造的国民性。鲁迅曾经说过：“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二心集·习惯与改革》)。有鉴于此，“陈文丁画”大量的篇章都是从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出发，通过对社会病态的针砭，在精神领域里拨乱反正、激浊扬清，明诏大号地提醒人们警惕封建幽灵作祟，倡导建立健康、合理的政治模式、经济制度、文化生活，以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尽快步入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
洞悉历史底蕴、富于现实经验的作者惯于以犀利的眼光观照身边所发生的一切，正因如此，他们对许多社会现象的评析往往显示出惊人的预见性。拿丁聪先生的话来说：“那能嘎噱格，嘎许多年前画格，同现在格事体贴得嘎紧”(《世相图·跋》)。一仍旧贯还算好的，有些现象甚至变本加厉，愈演愈烈，1997年北京的状况是“长安屋贵，居大不易”，“住房一米，售价五千，月薪四五百之小民，毕其一生之积蓄，犹不能购五六十米之蜗居”(《唐诗图·连云大厦无栖处，更绕谁家门户飞》)。那么现在如何?似乎是不待多言而人人心中雪亮的。身处此境，“无大官之位，无大款之财”的平民百姓又岂能不“兴望屋之叹”?
还可以举两个更典型的例子。2004年春天，上海国际赛车场初步落成，“陈文丁画”中有一篇专就此事发表评论：“对于F1赛事，‘烧金’也罢，‘狂欢’也罢，‘刺激和享受’也罢，先别忙炒作，先把这场赛事能否在中国有关法律法规框架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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