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1期
一身跨两代
作者：雷 颐
所以，“阅读陈乐民”在某种程度也就是阅读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思想；阅读时代的方方面面；阅读人们一直想厘清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在时代大潮中的纠葛缠绕。
一
1930年出生在北京的陈先生，从小接受的自然是已成平常的“新式教育”，不过，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中，都有分量不小的中国传统经典教育。他中学上的是教会学校，英语是重中之重，因此英语在那时已经“过关”，但教会学校却又十分重视中国经典教育。这些，为他的“中学”、“西学”打下了深厚的功底。曾记否，当年批判教会学校时，其罪恶之一是既进行“洋奴教育”又进行“封建教育”。然而，现在看来，正是这种教育使学生中、英文俱佳。面对时下的“英语热”，许多人为“中文”的前途担忧。但教会学校的经验证明，“英”、“汉”并非“此消彼长”、“不两立”的对立关系。
从1948年教会学校高中毕业到1953年北京大学毕业，在这短短几年中，陈先生竟先后就读于高等铁路专科学校、燕京大学、中法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陈先生1950进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法文专业时有种“世外桃源”的感觉，水木清华、荷塘月色、圆顶大礼堂、藏书甚富的图书馆和许多闻名遐迩的学术大师。然而，马上风云骤起，从1951年秋就开始了“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宁静的‘清华园’不再是我第一步走进时的‘世外桃源’，而成了知识分子的‘炼狱’!”(陈乐民：《在中西之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著名的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兼图书馆长，因被人反映图书馆竟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同一般宣传小册子放在一起而备受指责。老师必须在大会上“挖思想根子”、“自我剖析”同时还要揭发批判别人，学生也都参加，从发言质问到“上纲上线”批判老师。陈先生至今记得，冯友兰先生在文学院“自我剖析”，当他讲到为何被蒋介石聘为“顾问”时听众群情激愤，冯先生和台下的冯夫人都落了泪。而陈先生之所以一直向往清华、最后考入清华，就是因为清华有这样一批鸿儒硕学，听了几次冯先生及其他几位教授的检讨，他觉得这是“作践”他们，很不合情理。所以，当他熟悉的法文老师、外文系主任吴达元检讨多次，但仍被不断质问不能过关时，陈先生感到很说不过去，于是竟不合时宜地起身说：“我认为吴先生的检讨已经够深刻的了。”结果全场目光都对准了他，于是他赶忙坐下。会后，系里一位负责学生思想工作的“大同学”专门找他谈话，批评他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提醒他根源在于家庭和旧社会的影响，今后要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对于当时正在“追求进步”的陈先生来说，这番话自然十分重要。然而，这位“大同学”自己在六十年代却受到政治整肃，在“文革”中又遭种种残酷迫害，终在“文革”后赴美定居，在宗教研究中寻找精神、心灵的寄托。这也算是一种“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吧。平心而论，与后来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相比，此时的“改造”堪称温和。然而，细细想想，后来的种种“严酷”并非一日之寒、突然如此，正是由此“学生批判老师”而“学生斗老师”，再一点点发展到“文革”中的大规模的学生打老师。
与同时代人相比，陈先生是幸运的。当时中国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参加一些国际活动。“外事无小事”，因此“我们自己培养”的外语人才极端缺乏，1953年，由于“院系调整”而进北大未久的陈先生便以“北京大学毕业生”的身份进入“涉外部门”，在闭关锁国时代成为凤毛麟角、为人“艳羡”的长期驻外人员。他被分配到郭沫若为主席、廖承志为副主席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工作。所谓“和大”，是苏联操纵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国际性组织“世界和平理事会”的相应组织，许多国家都成立了这种相应的“和平组织”，大多为各国共产党控制、领导。
在他们单位，许多中年以上的人都是从“旧社会”甚至是国民党驻外机构“起义”的人员。所以刚参加工作，领导就对他们这些青年谈话：你们这些年轻人可能没有工作经验，业务上比不过那些旧社会过来的人，但是你们是党所倚重的力量，将来有一天，你们要取代他们。所以你们要努力赶上去。你们是党的孩子，即使孩子还没长好，也许头上还长了疮，但那也是党的孩子!这番话让他深受感动，让他更有“天之骄子”自豪感的是，领导还将片纸只字都是秘密的文件柜钥匙交他掌管。因此他自信自己虽在业务上不如那些“旧知识分子”，“但在政治上，我绝对‘胜’过他们!”(《在中西之间》，第51页)所以他承认，这些都使自己在很长时间内“几乎没有‘独立思考’的习惯，一切的一·切都听从‘组织’的指令和安排，是很典型的党的‘驯服工具”’(《在中西之间》，第98页)。
因此，在驻维也纳“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四年及回国后的外事工作，其内容几乎完全相反。以前他一直是发自内心地遵从组织之命，极力维护苏联，“例如毛泽东的‘一边倒’政策，在中苏分歧公开化以前，我是当做信条来服从的”(《在中西之间》，第71页)。而后，当毛泽东、中共与苏共决裂开始“反修”时，他的工作就是在一切场合越来越激烈地“批判苏修”。总之，“文件上怎样说，就怎样接受，绝不问一个为什么”(《在中西之间》，第71页)。长驻国外，使他无意中躲过了“反右”风暴。“反右”期间他曾短暂回国，这时“鸣放”已经过去，而“批判”刚刚开始他就返回维也纳了。他回想说，如果早些时候回国，以他本性中的清高和对党的忠诚，很可能响应组织号召积极“鸣放”，结果很可能被打成“右派”；如果回国再晚些参加了后来的“批判”，以他对党的信赖忠诚和感情，则又很可能会成为“反右派”的“打手”和“积极分子”。有时，就这片刻之差便使人生既避免了“被打”的厄运又躲开了“打手”的污名，委实幸运。
1959年，他回到了离别四年的祖国，以前他只是从遥远的异国他乡的各种“文件”、学习材料中得知祖国“大跃进”的“红火”、“轰轰烈烈”。然而，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