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1期
恬淡乃能自守 充实而有光辉
作者：林 磊
未竟的事业
1996年10月，严耕望因突发脑溢血在台北病逝，他生前好友、经济学家邢慕寰挽诗一首，中有句云“半生心血知何在，唐代交通断稿中”。的确，严耕望的晚年岁月正是和《唐代交通图考》这部两百万字的未竟稿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直到逝世前一星期，他还在为该书第六卷的杀青做着最后的努力，可谓生命不息笔耕不辍!据严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回忆，从1947年动手搜录材料到1984年第五卷增改完毕，他为这部书倾注了37年的心力，加上生前最后的12年，几乎是半个世纪的劳作。期间，参阅传统文献、考古资料及中外论著600余种，抄录卡片资料积十万件。
严耕望治学方法严谨，自言以“勤、恒、毅、勇、谨、和、缓、定”为学术工作要诀，又有“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的格言。他的研究向来建基于庞大的原始文献和细密的考证。严耕望曾对学生讲，其地方行政制度史方面的著作只要肯花时间，肯用心思，肯用笨办法，不取巧，不贪快，任何中人之资的研究生五六年或六七年之内都写得出来，至于《唐代交通图考》则为其毕生功力之所萃，考证之曲折，难度之高，放眼当代学者，有此功力而又肯为此细密烦琐之研究者，仅陈垣先生一人而已。正是怀着一种使命感，严耕望毅然搁置了材料业已就绪的《隋唐地方行政制度》的写作，穷半生之力投入《唐代交通图考》的撰述，死而后已。正如余英时所言，“像这样的大计划，在西方或日本都只能出之于集体实践之一途，即由计划的主要执行人指导一二十个助手分头进行，现在耕望则以一手之力完成之”。从结果来看，《中古地方行政制度》和《唐代交通图考》同时成为了无可接续的断编，严先生当年放弃一条更容易两者兼得的捷径，似乎不够明智。但在一个视学术为神圣、视质量如生命的学人而言，选择这样一条苦行僧般的途径则又在情理之中，“他的恒心和毅力真足以惊天地泣鬼神了”。
院士级讲师
严耕望年轻时自认为并非天资很高的人，但他的老师钱穆却认为一个学者能否做出第一流的成绩“只关自己的气魄及精神意志，与天资无大关系”，进而以为“大抵在学术上成就大的人都不是第一等天资，因为聪明人总无毅力与傻气”。综观严耕望一生在汉唐政治制度及人文地理领域取得的惊人成就，不得不佩服钱穆先生的远见卓识。
严耕望终身以“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为座右铭，并认为“后六个字极不易做到”，而做不到即不能成为一个“坚强纯净的学术人”，也不要想在学术上有较大的成就。1964年，严先生应香港中文大学之聘，担任新亚研究所导师。据他的学生回忆，中大当时给高级讲师的举家旅费是坐飞机的标准，而严先生一家则改乘轮船抵港，节省下来的钱以贴补家用。事实上，来港前严耕望的生活已经相当窘迫。当时，在香港高校任教薪金要高出台湾好几倍，然而严耕望赴港更多是出于对老师钱穆的支持，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淘金”。在港期间，为了专心于《唐代交通图考》和《国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和著述，严耕望一如既往地坚持史语所时期的“三不原则”——不兼课、不参加任何活动(包括学术会议、演讲)、不写普及性文章赚稿费，理由是花费时间太多，所得不偿所失。1973年，香港中文大学有讲座教授一席空缺(香港的大学采用英国制度，每一系只一位“讲座教授”，且为终身制，其余全部为讲师)，当时已经是“中研院”院士的严耕望众望所归，然而由于讲座教授需兼行政，而行政工作在他看来对学术研究颇具“杀伤力”，故而这一在寻常人看来能名利双收的位置最终还是被严耕望婉言谢绝了。直到65岁退休，严耕望在香港中文大学还只是一个高级讲师。余英时在《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一文中说，严先生在名利面前这种“澹泊自甘、寂寞自守”的性格和治学的勇猛精进、锲而不舍，恰好互为表里、刚柔相济。这或许就是钱穆先生认为聪明人最缺的“毅力与傻气”吧。
大家写小书
“严耕望”真正为大陆学界所了解，缘于一本叫《治史三书》的小书。该书以恳切朴实的口吻、清晰明了的文字，向青年人讲述了学习、研究历史的方法与心得，很多观点发人所未发，不少高校历史系指定该书为本科新生的入门必读书。
晚年的严耕望在埋首著述的同时，非常注意对后学的培养与提携。不过，严先生的培养对象并不限于他自己的及门弟子，他的提携也不是利用自己的声誉去搞关系、为学生的前途铺路，而是通过在著作中现身说法，生活中言传身教，让有志于史学研究的年轻一代获得为学与为人的真谛。1980年秋，严耕望把他的《治史经验谈》书稿交给学生王寿南，问他可不可以纳入台湾商务印书馆的“岫庐文库”出版。其时王担任该文库主编，知道这是老师的治史心得，对年轻人极有助益，当即欣然接受。次年四月，《治史经验谈》出版问世，深获史学界的重视，好评如潮。有一天，一位朋友问王寿南：“严先生学术地位崇高，你把他的《治史经验谈》放进岫庐文库这种四十开的口袋书，岂不太委屈严先生了吗?”王听后为之愕然。不久，他去看望严先生时表示了歉意：“我完全没有想到老师的身份和地位，您的著作不该放在岫庐文库，应该出大开本的，我当时只觉得岫庐文库会因为有老师的大著而增光。”严先生摇头道：“是我自己要求纳进蛐庐文库的，我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岫庐文库是小本子的书，书价又便宜，这种书最合适学生，《治史经验谈》是我写给年轻朋友的，当然要他们欢喜的式样。书价便宜，我的版税自然少，但学生们买得起。我年轻的时候是穷学生，知道学生想买书又嫌贵的心理，所以，我把《治史经验谈》放进岫庐文库是有我的想法的。”到了1984年，严耕望又把《治史经验谈》的续编《治史答问》交给王寿南，并嘱仍置于岫庐文库中。1991年冬，他又把《钱穆宾四先生与我》的书稿交给了王寿南。这本书虽然谈的是与钱穆的师生情，但文中透露出的却是两代史学大师的人生意境与为学旨趣，与《治史经验谈》和《治史答问》一起，被称为严耕望的《治史三书》。多年后，已在唐史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王寿南教授回忆起这段往事，不无感慨地说：“严老师是一个纯学者，不争名，不逐利，只埋首在他的研究室里，但他又绝对不是独善其身、不传秘法的人，严老师的《治史三书》足以看出他对年轻人的关爱和兼善天下的胸襟。严老师的治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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