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1期

搜集失落的记忆

作者：申菏亮

　　按心理学的说法，一个人的人格，是由一连串的记忆构成的。他必记得自己姓甚名谁，谁家之子，童年经历，以及在经历的各种事件中自己的表现、感受等等，然后他会不时地对自己做出评价，进行自我定位，这就形成了一定的人格。有的人对自己比较客观一些，其记忆比较忠实于事情的本来面貌，对自己的优点、缺点、成绩、失误都记得比较准确，换句话说就是能比较清醒和客观地认识自己，这样的人格就比较健全，自己不会有什么心理问题，别人跟他交往起来也没有多少困难。有的人则倾向于只记住自己的过关斩将，而忘记了曾经的败走麦城；或者在某些事件中自己的一点正面作为被无限放大，而在另一些事件中自己曾经的劣行被大大缩小，甚至在记忆中了无痕迹。这样的人，别人和他交往起来就很难完全放心，因为你不知道他信誓旦旦告诉你的“事实”是否真的属实。而且这还不是简单的品质问题——他未必是故意扯谎，而是其人格使然，在他的记忆中，事情真的就是那个样子的。
　　其实，不止个人的记忆会如此，一个族群，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集体记忆，也有类似的情形。尽管其与个人记忆发生的机理并不一样，但是，在能不能全面准确地记住自己的历史，能不能正确看待自己的成功与过错、荣耀与耻辱等方面，集体记忆也不都是完全客观的。而一旦集体记忆出现这种有意或无意地夸张和忽略，它比某个人由于人格原因而有选择的记忆和失忆带来的危害可是大多了，它会造成一种文化的或社会性的懵懵懂懂，无法认真，使一个族群或政党无法正确接受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也就免不了会一次次地重蹈历史的覆辙。
　　朱鸿召博士的这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就是在做帮助我们形成客观、完整的集体记忆的工作。而且，我觉得他这工作做得相当扎实，也卓有成效。这本书截取的是对于当代中国意义极为重要的一段历史，即中共中央在延安的十年。正如作者在自序《“五四”过后是延安》中所说：“从五四到延安，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河流拐了一个弯。十年延安时期(1937—1947)，不仅规范制约了此后半个多世纪十几亿中国人的生死沉浮与歌哭，而且重新阐释了此前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内的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文化史和文学史，重新规划了中国古代社会史、文化史和文学史，还重新描述了世界社会史、文化史、文学史。”“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具有思想文化史价值意义的时代，只有五四和延安。五四发现了人，延安改造了人。”
　　那么，延安的重要意义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延安的“改造了人”是如何做的呢?除了新闻媒体频现而让人耳熟能详的“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的口号和文艺作品中大量传达的将之视为“圣地”的崇拜之情，延安生活的真实细节是怎样的呢?把这些细节采集到，说出来，不须多加评析就能让人看到一个真实的年代，还原一些鲜活的场景，就是这部书的初衷了吧。对真相比对抒情更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从中感悟某些道理，寻出一些规律，可以“鉴古而知今”——尽管那个年代离我们并不算太远。
　　《工人有什么才来劲》一章，讲述了在理论教科书上被称为“领导阶级”的工人群体在延安时期的生活和工作状况。事实上，说是“领导阶级”，但与军政人员和边区农民相比，延安的工人数量实在太少，在其他关于延安的书中甚至都极少提及。一些来自大中城市的工厂、懂技术的产业工人，在延安先是受到特别的尊重和物质上的优厚待遇：“1942年以前的延安，就账面工资标准比较，最高的是技术工人，其次是知识分子，再次是拿津贴的政府工作人员。一个熟练技术工人的月工资是18～38元，而红军出身的各级领导干部，一般每月的津贴费最高不超过4～5元。”继而是因许多本地手工业工人的加入，以及工人群体与军政单位间的种种矛盾，而影响到了工人的整体形象和待遇：“1942年5月，边区总工会召开公营工厂工会干部会议，讨论工人教育工作和工会整风问题，并自上而下地对工人工资标准和劳动合同作出修改……工人每天劳动时间10小时，比此前增加2小时。工资之大小，根据技术之高低与熟练程度以及劳动热忱，由估价委员会估定，经厂方批准公布。”这就意味着本来主要由工会代表工人利益决定工资标准，变成了主要由工厂行政部门决定。于是发生了怠工和罢工，发生了难民工厂工人包围市政府、边区机器厂工人围攻区政府、新华化工厂工人与进厂平复工潮的警察发生冲突等事件。这些矛盾和冲突，后来通过在工人中进行政治教育，通过“改造落后分子”、“评比劳动英雄”等活动，逐渐得到了解决。这同时也意味着价值规律在工业生产中不再起主导作用，而且也为新中国建立后相当一个时期内我们对企业的管理，从观念到方法，都奠定了一种模式。
　　关于对落后农民的改造，书中有《改造二流子》一章，记述了延安时期对于“将自由自在、懒惰散漫的农民改造和重新塑造为积极生产的劳动力”的做法，也十分生动。“延安市划定二流子110人，其中女二流子39人，以南区为最多。二流子的门上和身上被强迫佩带有二流子的徽章标志，只有在真正参加生产之后才被准许摘去。对女二流子，规定她们受家人严格束缚，帮助丈夫整顿家务，如有不改，则丈夫打骂，政府不管，也不准离婚。”当时的《解放日报》还公开发表由信天游调式填写的歌词，并注明是“农村妇女儿童嘲笑二流子唱的”：“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看那二流子过来了。快看他那球样子!你撒泡尿来照照面目，好好的庄稼你不种，常年像老鼠钻地洞。爹娘养你不成材，你又抽洋烟又耍牌。捉定什吗吃什吗，人家说你是贼娃娃。睡到太阳照屁股，醒来吃上些糠糊糊。吃净了粮食吃籽籽，二流子你早晚要讨吃。有饭给你不胜喂狗，凭什么养你这二流流……”这种通过制度性的强迫加舆论轰炸的方式改造人的做法，其动机当然是良好的，在当时也确实收到了成效。可是想想建国后许多地方仍是动辄将人归于另类，戴帽游街，对一些仅仅是个人癖好的事情上纲上线，文攻武吓，这当中不能说没有一些渊源关系。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延安整风的诸多细节，主要在《晴朗的七月十五日》和《黑色的七月十五日》两章。关于延安整风，其对于我党改进学风、统一思想，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的重大意义，自不待言。我们今日所说的延安精神，恐怕很大程度上也与这次整风所体现的精神内涵密不可分。但是对于整风的后期，从1943年7月15日由康生作《抢救失足者》报告而开始的那场“群众性的抢救运动”，有关史料往往是语焉不详，很少看到像此书中这么具体生动的细节。“开场白之后，接着就有12个所谓的‘间谍特务分子’鱼贯登台，公开坦白自己混进延安、破坏革命的罪行。在他们每个人登台下台之际，都有一阵热烈的掌声迎接或欢送。”——已是“间谍特务”，只因“公开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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