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2期
“有容”乃大的政治
作者：危兆盖
民国政治如此不上轨道，原因当然复杂，但与清末民初精英人士在思想理论上准备不足无疑有着重大的干系。孙中山对建立民国的问题虽然有过总体设计，但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思想，考虑的主要问题还是民族主义，他大概没有预料到革命的胜利会来得这么快，因而对新秩序还只是勾画了一些粗线条，尤其是他对从西方引进来的民主体制在中国社会里如何运作才能使之适合中国土壤，实在是考虑得很不够，而其他人在这方面的论述也不多，宣传就更少。革命党人在实践中更是有不少简单粗暴的举措，甚至党同伐异，争权夺利，公然违背革命建国、追求民主的初衷，这就难免引来有识之士的扼腕浩叹。
近来读到章士钊的有关言论，发现这位在辛亥革命前一度留英学法律的革命志士，不但在“苏报案”后即对自己的革命态度之偏激有过检讨，而且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有过专门的研究，对革命党在革命胜利后如何引领中国人民走出专制走向宪政有过独立的思考。武昌起义后，他立即回国，虽没有接受黄兴的邀请参加政府工作，但对新生的中华民国充满希望，他表现出对舆论宣传的浓厚兴趣，先是入主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秉着自己的学识和一个思想家的良知介绍新知，批评时政，甚至抨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有“暴民专制”倾向；在遭到同盟会排挤后，又另办《独立周报》，继续履行舆论监督的职责。袁世凯掌权后，章士钊开始也和大多数革命党人一样，迁就现实，寄望于袁世凯把中国政治带入民主宪政轨道，但在袁世凯使用阴谋手段刺杀宋教仁、又挥舞屠刀镇压二次革命之后，他清醒地认识到，让袁世凯这样的旧人物把中国政治带入西方式民主宪政的轨道根本不可能，是与虎谋皮。二次革命后，他流亡日本，这种寄寓他邦的日子反而使他有了冷静反思清末民初中国政治何以如此混乱不堪的机会，他在自己创办和主编的《甲寅》月刊上，发表了《政本》《政力向背论》《调和立国论》《国家与责任》《自觉》等雄文，对革命后如何恢复政治秩序，如何向西方学习建立一套完整的民主宪政制度，以及民主宪政制度的运作原则与方法等等，多有建言，对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的反民主行为也都提出了批评。他的这些言论确实不是坐而论道，而是针对民初政治的不上轨道有感而发，读来不免让人唏嘘感叹。
“有容”乃大的政治原则
在今天看来，辛亥革命之功败垂成，实在是多种因素促成的，既有革命党自身的原因，也有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势力过于强大过于顽固的原因。但章士钊当时即能清醒地认识到，党同伐异、顺生逆死既是革命党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袁世凯等旧势力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更是民初政治混乱不堪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指出，武昌起义之后，革命党人在发动革命、建立新政权的过程中，由于“未能注意于利益不同之点，极力为之调融，且挟其成见，出其全力，以强人同己，使天下人才尽出己党而后快。又其中有所谓暴烈分子者，全然不负责任，肆口谩骂，用力挤排，语若村妪，行同无赖，因之社会之情以伤，阴谋之局以起”，“国人乃皇皇然忧，以谓暴民终不足言治,群相结合，肆其抵排”（《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11、1页）。虽然革命少不了暴力行为，但如果达到了“暴民专制”的程度，也就走向了它的反面，必然失去民心，必然导致失败。章士钊对革命党人的这种批评，虽然言之沉痛，但发自肺腑，掷地有声，道出了革命党失败的根本原因：由党同伐异而树敌过多，而失去民心。章士钊既批评革命党人的心胸狭隘，更猛烈抨击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因为是袁世凯一而再、再而三地背信弃义，以武力为后盾，党同伐异，排斥异己，摧毁民初民主宪政的幼苗，毁国会，废约法，严党禁，行帝制，不断激化守旧的北洋政府与革命的国民党之间的矛盾，把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逼到死角，使两者势如水火，只有你死我活的斗争，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排斥异己，其后果比革命党人的失误更为严重，“一载以还，清议绝灭，正气消亡，游探满街，道路以目”（《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11页）。
章士钊认为，不管是革命党人，还是袁世凯们，之所以如此仇视对手，难以妥协，甚至必欲除之而后快，是与中国自古以来的专制政治传统紧密相连的。自三代以至清亡，中国就缺少立宪的政治传统，缺少民主妥协的精神，而富于“强人之同于己”的专制恶习，“人莫不欲人之同于己，即莫不乐专制”（《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7页）。当专制压迫得人们生活不下去时，就揭竿而起搞革命。但可悲的是，革命的结果也只是改朝换代而已，并没有在政治上找到新的出路，因而未能从根本上动摇专制政治的基础，中国社会也因此长期停滞不前，因循旧辙。
章士钊在对革命党人和袁世凯们党同伐异的“尚同”、“无容”政治进行检讨之后，提出了自己一个很重要的政治观点，这就是他认为“有容”、“尚异”乃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根本原则。章士钊指出，为政有容、尚异不是一般的政治原则，而是为政之本。他说：“为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何谓有容？曰不好同恶异”（《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1页）。可见，政治上的“有容”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不好同恶异，就是“使异者各守其异之域，而不以力干涉之，非欲诱致异者使同于我也”（《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147页）。在章士钊看来，20世纪的政治，各种力量都必须遵循有容尚异的政治原则，相互容忍，相互妥协，不搞好同恶异的意气之争、门户之争，一国的政治才能日臻民主，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否则，仍流于几千年一贯的好攻异端的恶习，政治必趋于专制，即使获得一时的成功，也终将招致败亡。章士钊在这里所说的政治上的“好同恶异”，主要是指执政的人只接受那些和自己认识相同的意见，容纳那些和自己观点相同的人，反对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和持不同意见的人，甚至以公权消除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和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章士钊认为，“好同恶异”的政治就是尊孔的政治，它是中国传统政治的顽疾，与现代民主政治的自由原则显相违背，是人类政治史上兽性的一种表现。而这种“好同恶异”的弊病，影响极为深远，革命党人深受其害，袁世凯等旧官僚也因之作茧自缚。
20世纪的政治为何要“有容”？章士钊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引用英国法学家布赖斯·詹姆斯运用力学原理说明社会政治同样有同心、离心两种相反之力的学说，说明在政治上至少存在着相互对抗的两种力，而“两力相排”是“大乱之道”，“两力相守”是“治平之原”。为何？因为两力相排，则易造成两种力量的激烈冲突，往往导致以暴力的手段解决双方的矛盾，形成一方压倒另一方的专制局面；两力相守，则会循法律的途径，用民主协商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化解矛盾，使政治在良性的轨道上运行。因此，他期望中国能制定一部能够充分容纳国内所有不同政治力量和不同意见的体现现代精神的宪法，在这一宪法之下组织相对立的两大政党，两党大体可以代表全国范围内进步和保守两种主张，并在法律范围内就各种社会问题展开争鸣，最终达成一致或谅解，形成一种合力，共同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如此，各派政治力量也就都会有机会、有条件“自觅其途以入于政”，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才干，充分渲泄自己对政治的不同意见；如此，中国政治就会摆脱“兽性”，更加“人性”，摆脱专制，走向民主，在循良的宪政轨道上健康运行。他十分自信地说：“有容之说，为用至广，必一国之人，群解是道，然后为国可进于近世宪政之林”（《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308页）。人们的有容尚异精神增进一分，宪政即前进一步，“行宪政一分，即须有容之量一分”。可见，在民初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章士钊对北洋政府的独裁专制是多么地不屑，对国民党的狭隘偏激是多么地惋惜，对有容尚异的民主宪政精神则是多么地神往。他凭借一只秃笔，向各派政治力量，向全国民众声嘶力竭地呐喊，为政要“有容”，为政要“尚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