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2期
一部展现清末改革家风采的重要文献
作者：孔祥吉
全力以赴，精益求精
康有为出身于广东南海县的书香门第，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他以国事为己任，赫然发奋，知难而进，高举“重启天地”，“再造日月”的旗帜，提出以“选举议郎，三占从二”决定国事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制度。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的只是周而复始的王朝更迭，而没有谁敢提出政治体制之变更，康有为的建议则为嚆矢。康有为的许多主张，充满了新思维。只要认真诵读其变法期间的奏章，凡有血气者，无不为之心潮起伏。
康有为一生著述丰富。据我所知，姜义华教授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即已开始从事编辑《康有为全集》工作。我当时尚在清史研究所晚清史研究室从事康有为变法奏议的研究。一个周末的傍晚，姜教授的学生吴根梁博士特地前来寒舍详细询问有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康有为奏折，以及故宫博物院所藏光绪二十四年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呈变法书籍的情形，商谈编辑《康有为全集》事宜。我将所知道的情况一一相告，希望他们能早日完成此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在姜、吴二位先生的努力下，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7年开始，陆续推出了《康有为全集》第一、第二、第三册。但是，这三册所收康氏文献，仅仅到光绪二十三年，而康有为最精彩的戊戌年间的文章却音讯杳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受经费所限，许多学术著作的出版经常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康有为全集》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这样重要的著作几经辗转，由上海曾转至广东，但是仍然不得要领。尽管困难重重，姜义华等人矢志不移，长期坚持，多方搜集，使此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多年以来许多研究康有为思想及戊戌变法史的同仁一直盼望《康有为全集》的问世。直到2003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之后，清史著作出版难的局面才彻底改观。《康有为全集》很快被纳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还专门成立了工作小组。他们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学校，广泛征求近代史研究人士对初稿的意见，反馈给编者参酌；出版社在人力、财力等方面予以充分的保证。经近四年多的努力，终于将这部国内外瞩目的12卷本巨著一次推出。
全集几乎收录了康有为的全部著作，与其他坊间流传的类似著作比较，不但所出作品齐全，而且标点分段均比以往准确；整理加工、装帧设计亦属上乘，堪称近代人物全集类的精品。
《康有为全集》的几个突出特点
《康有为全集》以时间为序收录、汇辑了康有为已刊与未刊作品近千万字，包括康氏不同历史时期向朝廷呈递的奏章、书札、论著、散文、诗歌、游记等不同类型的作品，共分12卷。我因对于其中有关戊戌变法的几卷阅读得比较细致，所以下面围绕《康有为全集》所收录的康有为这一重要时期著作，略予评述。
其一，广泛吸收海内外有关康有为的研究成果，更加准确地反映了康氏的思想变化。譬如，《康有为全集》第4册所收录的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八日御史宋伯鲁所上《请设议政处疏》，及五月二十八日《国闻报》“本馆照录”专栏上所刊登的《答人论议院书》等作品，真实反映了康有为在“百日维新”中的政治立场。即康有为一方面羡慕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正如他在《请设议政处疏》所称：
今拟略师泰西议院之制，仍用议政名目，设立议政处一区，与军机、军务两处并重。令各省督抚举实系博古通今、洞晓时务、体用兼宏者各一人，令京官一品以上，共举十人，无论已仕未仕，务限一月内出具考语，咨送吏部，引见后即充当议政员，以三十员为限。月给薪水，轮流住班，有事则集，不足则缺。凡国家大政大疑，皆先下议政处，以十日为限，急则三、五日议成，上之军机王大臣；不可，则再议，军机覆核无异，乃上之皇上，而裁断施行焉。盖合众通才而议一事，可决其算无遗策矣。（姜义华等编：《康有为全集》，第4册，21页）
另一方面，由于朝廷上下的守旧派阻挠，康有为的建议根本无法推行，故而在“百日维新”开始后，他又改变了宗旨，其苦衷尽在《答人论议院书》中表白。康氏谓：
今日之言议院，言民权者，是助守旧者以自亡其国者也。夫君犹父也，民犹子也，中国之民，皆如童幼婴孩，问一家之中，婴孩十数，不由父母专主之，而使童幼婴孩自主之，自学之，能成学否乎？必不能也，敬告足下一言，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同上，《康有为全集》，第4册，第362页）
这两种主张，看起来似乎完全对立，但却反映了康有为在“百日维新”中的真实思想。
其实，《请设议政处疏》与《答人论议院书》乃康氏在“百日维新”中的重要文章，但是以往所出版的全集、文集均未能将这两篇重要著作收入。而这些作品，对揭示康有为在变法高潮中的立场是不可或缺的。台湾学者黄彰健在其《戊戌变法史研究》中已经注意到《答人论议院书》，可是由于条件所限，在台湾无法见到《国闻报》所刊登的康氏此文。《康有为全集》融汇了海内外的研究成果，成了该书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色。
其二，编选文集、全集，版本问题至关重要。版本选择不当，往往会将读者引入歧途。全集的编者花了很多气力，在海内外广泛搜集康有为各个历史时期论著，然后，细致地考察了版本异同，精心挑选较好的版本为底本，校勘比对，力求如实展现这位清末改革家的风貌。
康有为的许多著述，诸如《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日本变政考》《戊戌奏稿》等书，都曾经一版再版，因此在编入全集时，对版本的挑选尤其应该慎重。仅以《波兰分灭记》为例，即可看出版本挑选是何等重要。
康有为在《戊戌奏稿》中曾收录《进呈波兰分灭记序》一篇，据康氏本人所记，此书呈递时间为戊戌七月。康氏此文称：
与其分灭于外，惨为亡国之戮囚，孰若付权与民，犹得守府而安荣。乃逡巡迟疑，徘徊不决，至于国势濒危，大势尽去，乃始开国会而听之民献，则已为强邻所制，虽有无数之忠臣义士，终无救于亡矣。（康有为：《戊戌奏稿》，见翦伯赞编《戊戌变法》第3册，第10页）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史学会在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时，用的是宣统辛亥年出版的《戊戌奏稿》，而此次《全集》则收入故宫博物院藏戊戌进呈本《波兰分灭记》。该书序言称：“我辽东之旧地，实藉俄力，而以铁路输之，今岁则以旅大与之，动辄阻挠，我之不为波兰者几希。今吾贵族大臣未肯开制度局以变法也。夫及今为之，犹或可望，稍迟数年，东北俄路既成，长驱南下，于是我乃欲草定宪法，恐有勒令守旧法而不许者矣”（《波兰分灭记序》，《康有为全集》，第4册，397页）。
《戊戌奏稿》所收序言把康有为在变法中的要求归结为：“至于国势濒危，大势尽去，开国会以听民献”。其实，这并非是康有为在“百日维新”中的政治诉求，他当时千方百计争取的是开制度局于内廷，康有为在进呈《波兰分灭记》时，曾上书光绪皇帝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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