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2期
西方艺术史谱系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
作者：刘耀春 刘 君
作为文化史的探索者和实践者，伯克在文化史领域的贡献绝不亚于他对西方史学的出色反思和总结。直到最近几年，海峡两岸才开始译介他的文化史著作，如《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的中译本已在2005年面世。正是这本书奠定了伯克的国际声望。该书考察的时间范围是近代早期（1500～1800），伯克尤其重视这一时期人数最庞大的工匠和农民两个群体的文化。他讨论了如何通过中介捕捉有关大众文化的信息、大众文化的传播方式和大众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伯克指出，近代早期欧洲存在两种文化传统，一种是大传统（精英文化），一种是小传统（大众文化）。在16世纪时，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蔑视大众文化，但又参与大众文化，也就是说，精英拥有两种文化。但另一方面，大众却很少能参与精英文化（例如文艺复兴），因此在占有和享用文化资源上，精英具有显著优势。到1800年之后，精英不再自发地参与大众文化，而是将大众文化视为某种独特和有趣的东西重新发现，并赞美创造大众文化的“人民”。这本书被认为是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传播和接受史的开山之作而被纳入著名的“欧洲形成丛书”（The making of Europe），该丛书同时用德、英、法、西班牙、意大利五种文字出版。
我们在欣赏伯克对欧洲近代早期“大众文化”的研究的同时，也不可忽视他的文化史实践正是从研究精英文化起步的。伯克在牛津大学毕业后师从欧洲古典史学家莫米利亚诺做研究，《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是他在萨塞克斯大学欧洲研究学院（School of European Studies）任教期间（1962～1979）出版的。正是有了对大众文化的深入研究，伯克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精英文化的研究才显得不同凡响。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文艺复兴经典译丛”收录了伯克两部关于欧洲“精英文化”的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和《欧洲文艺复兴》。这两本著作各有侧重，又相互补充。前者偏重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地带（意大利），探讨文化创新的机制；而后者偏重文艺复兴运动的边缘地区，主要讲述边缘地区如何创造性地接受来自中心地区的文化。
读伯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很容易会联想到文化史大师布克哈特的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不过，伯克侧重讨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视觉艺术和音乐等）与社会，而这恰恰是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所缺失的。布氏对意大利艺术有相当精深的研究，但不知何故，他没有对意大利艺术进行任何认真的讨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伯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是一个很好的补充。诚如伯克本人所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主要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与社会的互动，按照伯克梳理的西方文化史谱系，这本书属于西方文化史学的第二个阶段，即“艺术社会史”（social history of art）。从西方艺术史的发展谱系来看，这本书则代表了一种崭新的艺术史研究路径。
乔尔乔·瓦萨里与西方艺术史的滥觞
西方艺术史的编纂传统最早可追溯至古罗马作家老普利尼（Pliny the Elder，29～73）的《自然史》（Historia Naturalis），从14世纪起，一些著名文人和编年史家，如但丁、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乔万尼·薄伽丘和菲利波·维拉尼等，都开始或多或少地谈论意大利艺术家和艺术发展的情况。16世纪意大利著名画家、建筑师和艺术史家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于1550年出版了其皇皇巨著——《意大利艺苑名人传》，记载了从14世纪的齐马布埃和乔托，到16世纪米开朗基罗共二百六十多位意大利艺术家。瓦萨里并未明确使用“艺术史”这一名称，但他提出了一个系统的艺术发展观，因而该书成为西方艺术史的开山之作。瓦萨里将自古代以来的欧洲艺术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辉煌的古典时期；罗马帝国灭亡后的黑暗时代；自乔托以来的艺术复兴阶段。瓦萨里还进一步将复兴时期的艺术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对应文艺复兴的三个时期：14世纪草创时期，15世纪艺术获得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时期，以及16世纪盛期文艺复兴。瓦萨里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后世提供了一份有关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和艺术家的珍贵记录；二、开创了一种将艺术家传记与风格史结合在一起的艺术史编纂模式，影响了此后两个多世纪的西方艺术史编纂传统。
从温克尔曼到沃尔夫林的艺术风格学
18世纪，西方艺术史编撰传统开始转移。普鲁士艺术史家约翰·温克尔曼（Johann Winckelmann，1717～1768）的贡献尤其卓著，他在《古代艺术史》（1764）的前言中明确表达了对传统艺术史模式的不满。在温克尔曼看来，瓦萨里式的艺术史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史，而只是艺术家的大杂烩，艺术史的目标应该是探索艺术的本质，其对象应该是艺术品的形式或风格，而不是艺术家。在研究希腊艺术时，温克尔曼将西方艺术史的中心从艺术家转向了艺术品本身，体现了一种力图将艺术塑造为一门严谨的“科学”（wissenschaft）的愿望，也正因为如此，有些学者认为“艺术史之父”的桂冠应授予温克尔曼而非瓦萨里。
19世纪和20世纪初，艺术史研究的对象也逐渐从艺术家转向艺术品的内在因素，如题材、风格、形式等。19世纪颇有影响的库格勒的《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的绘画史手册》（Handbuch der Geschichte de Malerie seit Constantin dem Grossen，1837）和《艺术史手册》（Handbuch der Kunstgeschichte，1842）就表现了艺术史研究和编撰范式的变化。库格勒的艺术研究直接影响了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正是在库格勒的指导下，布克哈特完成了《意大利艺术品指南》，为其旷世杰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奠定了基础。布克哈特依据“题材”（genre）和“风格”研究艺术，打破了单纯以艺术家和时间顺序为主的艺术史模式。比如，在讨论建筑时，他根据建筑的形式要素（拱、柱子、立面等）、风格（哥特式、早期文艺复兴式和盛期文艺复兴式）、类型（教堂、修道院、宫殿、别墅和花园）和装饰分成多个专题进行讨论。奇怪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几乎没有任何关于艺术的专门论述。
风格分析到布克哈特的弟子海因里希·沃尔夫林（Heinrich Wolfflin，1864～1945）那里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沃尔夫林的代表作《文艺复兴和巴洛克》（Renaissance and Baroque）、《古典艺术：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导论》和《艺术史的基本概念》都将风格分析放在中心位置。之后，奥地利艺术史家阿罗伊斯·李格尔（Alois Riegl，1858～1905）的《风格问题》和德国雕塑家阿道夫·希尔德勃兰德（Adolf Hildebrand，1847～1921）的《造型艺术中的形式问题》都为沃尔夫林提供了灵感。李格尔的“艺术意志”（即创造艺术形式的内在冲动）理论尤其冲击了当时的艺术史。在此基础上，沃尔夫林逐渐建构了一整套以风格分析为基础的艺术批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