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4期
不能这样吹捧《日藏汉籍善本书录》
作者：沈 津
我一直认为日本所藏中国古籍善本中有不少好书，每当我翻阅日本《内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时，就会看到一些很冷僻的书名。凭我的直觉，他处或许不会有收藏。我多么希望有人能将内阁文库藏中国古籍善本写成一本书志。我还知道，日本的不少寺庙也有这样的收藏，但很少有版本目录学家予以揭示。也正因为如此，我曾梦想过。日本方面的专家学者如能将藏诸日本各处的中国古籍善本，从宋至清，不管刻本、稿本、抄本、活字本、版画等等，全部重加鉴定、分类，编成一部《日本藏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那该多好啊。当然，这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如容易，或可行，日本方面也许早就做了。
中国大陆的专家学者也很难去日本专做此事。一是这样的专家本身就少得可怜，自己单位的事都忙不过来，还有自己研究的题目，加上哪来的巨额经费?日本方面能允许且配合吗?这都是难题。流散在海外的中国古籍善本确实很多，尤其是在美国、日本。1986至1987年，我在美国作研究，看了不少东亚图书馆藏的中国善本书，直至今天，我都不敢有将全美所藏善本作一联合目录之奢想。因为那需要大量的经费，需要几位真正懂得版本鉴定的专家。而这二者我都无法解决。
最近，读到了严绍璗教授编著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中华书局，2007年，以下简称《书录》)，连同附录、索引等共2336页，三大册。据严教授自序，他说三十余次进入日本，讲学之余，立下雄心壮志，克服了许多困难，终于编成了这本《书录》。他不仅对多家日本藏书单位的中国古籍善本进行调查摸底，还将小部分的图书记录在目，汇集一起，作了备考。他在日本期间，几乎将收藏在日本的“国宝”全部经眼。他是中国学者中见到日本藏中国善本古籍最多的人，没有人可以望其项背。他做了前人所不能做的事，可以使中国学者及海外的所有汉学家在做版本目录学、文献学的研究时节省不少时间。
这么一部花了12年写就的大书(1987～璗1999)出版后，既有报章整版的报道，又有学术座谈会，一片叫好声。责任编辑崔文印先生深知其书之重要，费了不少心血，修正了不计其数的错误，甚至是“恨铁不成钢”，“拍桌教训，怒不可遏”(严氏自序)，这着实令人感动。
如此书评
崔文印先生在此书出版后，专门写了三篇书评，发在《书品》2007年第3期、《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5期、《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简报》上。一位责编如此接二连三、不遗余力地撰写书评，这种强力推荐我觉得似乎有点过头了。但正是崔先生的书评，促使我将这本《书录》和书评对照看了一下。
崔在《功不负人——(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中说：“本书也有两项创新，一是注明该书的册数。二是注明该书收藏在日本何处。”这算是什么“创新”?可能崔先生没有在图书馆工作过，他不知道一张善本书的卡片上有书名、卷数、作者、版本、册数，这是最基本的著录。《书录》是类似日本的部分汉籍善本联合目录性质，不注明藏于何处，编它又有何用?居然将这种常识性的著录当作“创新”，真不知崔先生对于古籍版本著录是无知还是什么。
崔先生专门引严先生著录的《礼记正义》(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谷村文库藏本)来举例，证明他用按语形式补充正题：“按，此本行款格式，与日本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藏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刊本相同，唯仅存卷六十四。全书纵32.5CM，横20CM。卷中有元人修补，修补叶版心见元人刻工姓名俞荣、茅文庞、茅化等。本版木板于人明后移存南京国子监，卷中间有明代修补。封面系新补，蓝色绢纸。此本大约系民国初年由清内府大库中流出之零本。”崔文说：“对该书的版本情况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同时还对该书流归日本的时间等作了推断。”
我以为严先生如能写出以上的文字，版本学的知识应该较为丰富。但他并不是版本学家，我很怀疑这种文字是他能写出来的。果不其然，经人指点，我才了解到文中的什么存卷数、尺寸、元人修补、元人刻工姓名、移存国子监、封面新补及蓝色绢纸、民国间由清内阁大库流出之零本之语，全部抄录自日本学者阿部隆一的《阿部隆一遗稿集》第一卷宋元版篇第308页。
崔先生在另两篇大作中又举了《周易注疏》(南宋初刻本，陆子通手识本，日本国宝)的例子，并了用1600字来证明严先生对此书的按语“体现了严先生对版本目录学的学识和考订之功”。但是，不查不知道，严先生的按语全部“抄录”自《阿部隆一遗稿集》第一卷宋元版篇第246页。
阿部先生的著作中将藏于日本的中国宋元版经部汉籍作了极为详细的著录，严先生在《书录》里全部或大量地抄录，并不注明出处，而是作为自己的发现和心得，这说明了什么?崔先生专门举例的书就已存在着几乎全部“抄录”的事实，那其他数百种呢?是否也属于“自己的发现和心得”?
崔先生说：“更应该指出的是，如果仅仅是部分图书能做到这一点还不稀奇，可贵的是，《书录》所著录的万种图书都做到了这一点，这就不能不对绍璗兄所下的功夫表示深深的钦佩了。”崔先生对《书录》中的每一种书的文字都认真读过，他不应该这样讲假话。
我读后就发现《书录》中没有内容介绍的书太多了。以集部别集类(明代)举例，1335种书中，涉及内容介绍的仅40种左右，只是一个零头。翻遍全书，竟没有一个作者有简历。想必是严先生没有时间，因为这很费时间的，有不少明代的作者或许只能在地方志中找到。不写内容、简历也还过得去，凑合吧，但既然是书录，那著录的每种善本都应有行款吧。可是翻来翻去，没有行款的居多。还是以集部别集类(明代)来说，共170页(第1634～第1804页)，1335种善本中有行款的仅30种。行款是鉴定版本的辅助依据，如果数错就很麻烦。这也可能是没时间去做吧。
写了这么30来种，崔先生就“钦佩”了，就认为是“扎实严谨的学风”，“执着、严谨、踏实的治学精神，不计名利献身学术的勇气”，“亦足以垂范后世”(崔文印，《根深实遂，膏沃光晔——读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5期)，可是，请问崔先生，对于1200种什么说明都没有的，您该怎么说呢?
崔先生说：“我将绍璗兄的大著与国人杨守敬的《日本访书志》和日人森立之的《经籍访古志》二书作了对比，深感绍璗兄的大著不论就其规模还是就其著录的深度与广度来说，都大大超越了前人。”崔先生还将严著与《四库全书总目》相比，指出：严著所收日藏汉籍10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