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4期
流浪的人
作者：陈幼民
但在高原上，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没有土地，四处漂泊，靠自己的手艺维持着生计。在传统意识中，农耕为上。受苦人再穷，只要打的粮食能够糊口，便不会离开土地，“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最高的理想。庄稼汉守着土地，便维护了自身的尊严，收成好坏是自己的事，用不着看别人的眼色。而那些流浪的人都是值得同情的，他们背井离乡，居无定所，没有固定收入，尽管手艺再好，也得有人用才行。我不能说受苦人看不起流浪汉，但他们绝不会轻易让自己或者家人也走上这条路。
其实，正是有了这形形色色流浪的人，乡村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社会，受苦人再能干，也不会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按现在的话说，再原始的农耕社会，也需要服务产业的支持，尽管这产业是以个体分散的形式出现，手段同样原始，但却是不可或缺的。我觉得这些流浪的人就像蜘蛛，他们把这庞大而松散的社会用一条条无形的线给连接起来，在信息不畅、外来工业品极度匮乏的时代，保持了农村生产和生活水平的均衡。
流浪的手艺人中，有木匠、石匠、泥瓦匠，有编筐的、轧花的、擀毡的，有赶牲灵的、劁猪的等等，五花八门，应对着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般的木工活，比如安个镢把，修个板凳之类，受苦人自己就做了，可打了新窑洞要安门窗，就得请木匠。比如说开料，不是只有蛮力能够干成的，你首先得会计算，这个活需要几方木头，怎么开才合适，然后就得划线使大锯。别看动作简单，稍有不慎，那料就费了。人们用一个亦荤亦素的谜语来形容拉大锯的动作：“两人对面站，脱了衣裳干，为了一条线，累得直流汗。”民间的智慧，用在这方面总是显得神采飞扬，但不管怎么说，多少表示了对木匠的赞许。再结实的木料，在木匠手中，也如砍瓜切菜一般，他们无论是使斧、使锛、使刨、使凿，下手既准又狠，只见木屑飞舞，根根原木就变成了笔直光洁的构件。看他们干活，有一种类似欣赏艺术的享受，难怪总有些婆姨女子盯着他们。
陕北光景好的人家，住的是石窑，箍窑便是石匠们大显身手的时候。我们村在塬上，盖不起石窑，到村里来的石匠，多半是錾磨的。庄户人打下粮食，要想吃到嘴里，必须碾成米或磨成面，所以石磨就是十分重要的生活用具，婆姨们有一半的时间是围着它转的。石磨用久了，里面的槽儿就磨平了，出面慢，这时婆姨就会让男人请个石匠来錾一錾。陕北有多少个村多少台磨，谁也数不清，可见石匠们的活计是不会缺的。
但不要以为石匠们能有多大收入，他们多数来自苦地方，錾一台磨收不到几个钱，有时就为了混几顿饱饭吃。我们队素不缺粮，老郭头请人錾磨，端上纯粮的饭食，无非玉米小米之类。那石匠竟没敢动筷子，惊诧道：你们就是这样糟蹋粮食!饭里没有掺上糠菜，便被认为是奢侈，由此可见石匠们的生活水平。
打土窑需要选地方，土质好还得向阳，在崖面上挖个窟窿进去，一丈来宽，深约三丈，晾些时日，就可以抹墙。泥分粗细，先抹粗泥，再上细泥。粗泥里掺的是麦草，细泥里和的是谷糠，这上细泥就是泥瓦匠的活儿。他们还负责垒灶、盘炕和打烟道。其他活儿常见不必细说，这打烟道却是一门绝技。平地上盖房垒个烟囱不算什么，可窑洞是打在土里边的。那烟道就得穿过土层，通到崖顶。我算相信了有“土行孙”这话，打烟道的人通常身形瘦小，先在窑壁上挖个洞，然后像个鼹鼠钻到里边，在全黑的状态下，用一把小镢向上挖。这烟道不能宽，还必须直，否则抽风就不利。没人见过他们在里边是怎样干的，我想那滋味一定不好受。打好了烟道，在灶坑点一把火，只见嗖嗖地往里抽，就知道活儿干成了。
婆姨们要碾米磨面，笸箩簸箕面箩是少不了的。这些东西精巧耐用，可也有坏的时候，所以在陕北，就有叫做“柳匠”的人出现，用当地产的乌柳条子给婆姨们编这些用具。在碾台磨盘前，家什的好坏不仅体现受苦人家的光景，也关乎婆姨的面子，你很难见到，一个麻利的婆姨，在用破簸箕簸谷。好的柳匠编成的簸箕，讲究弧度，深浅适中，用起来顺手，又紧密结实，敲起来像鼓。
陕北出羊毛，就有了擀毡匠。毡子铺在炕上，保暖隔潮，人们外出打工，也要背上一卷毡，不管睡在哪里，都会舒服一点。我们那儿的毡子，依羊毛的颜色分为黑白两种，我印象中，似乎白的更好一点。陕北人家再穷，炕上都会有一两块毡，否则那光景确实就“倒灶”了。擀毡的弹起羊毛来也是尘土飞扬，我看过一眼便捂着鼻子跑了，到底也没弄清楚人家是怎样把一堆乱羊毛收拾成一块毡的。
流浪的人里还有许多民间艺术家，比如吹鼓手，说书人，画庙的，画炕围子画箱子的。再穷苦的人，也需要精神生活。尽管这处于底层的文化，原始而简陋，却能直接给生活重压下的受苦人带来愉悦和抚慰，这也是并不富裕的乡民愿意分一杯羹给他们的原因。
吹鼓手在陕北人的生活中有着很特殊的地位，受苦人婚丧嫁娶的仪式中，若没有吹鼓手的出现，则是不可想象的。当一个平日里寂静的村庄突然响起唢呐声的时候，人们就知道，会有不一样的事情发生。我奇怪的是，在几乎没有任何通讯手段的高原上，吹鼓手们是如何像蜜蜂嗅到了花香一样，准确地出现在那些办事的地方的。他们携带着长长短短的唢呐和锣鼓家什，使这些仪式具有了隆重的色彩。在这些场合，吹鼓手们都有固定的位置，这时他们是受到尊重的，主人再穷，也会为他们准备好烟酒。也许是经历的事情太多，人间的悲欢离合似乎已经不能打动他们的心，不论是喜筵上的酒酣耳热，还是丧事上的哭天抢地，都难让他们的表情发生变化。有人说听不出陕北喜调和丧调之间的区别，是因为没有进入到那个环境。我曾参加过村里的葬礼，唢呐吹出哽咽的哭腔，真能把人的心都搅碎了。
当年我们做过一件对不起吹鼓手的事。陕北每到麦收的时候，开镰的地头就会出现几个吹鼓手，也不用开场白，站在那儿就吹。一曲吹罢，老乡们就会送给他们一小捆麦子，他们挟着，又走向另一块麦田。听说一天下来，弄得好能挣到一升麦子。我们那时刚插队不久，还带着“文革”不讲理的习气，总觉得他们是不劳而获，所以当两个吹鼓手站在我们地头的时候，就被我们毫不客气地赶走了。看着他们悻悻离去的背影，老乡们半晌都没有说话。现在想起来，我很后悔。陕北本来麦子就少，吹鼓手又不种地，靠着给人家助助兴，得点小麦，让老婆孩子能吃上顿面条，实属不易。再者说，受苦人开镰，有了鼓乐的伴奏，便增添了一种喜庆的气氛。古代收割时，恐怕就有这样的仪式。金黄的麦地，飞舞的镰刀，配上系着红绸的唢呐，本是一幅浪漫的画面，究其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