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4期
泰山是一部“天书”
作者：赵世瑜
几次无法推脱为别人的书写序之事，似乎都与民俗学有关。开句玩笑，民俗学当然不能免俗，如果研究者都“超凡脱俗”，那怎么理解民俗?说认真的呢，是因为我虽不会在序言中铺陈溢美之辞，这些民俗学著作的作者却都不以为忤，能泰然受之，所以斗胆敢为。另外我虽然是读民俗学的博士出身，也一直以忝列民俗学界为自豪，但毕竟从事的是历史学的工作，万一说错了话，读者和作者或许以我不算完全的内行，都能宽以待我。
泰山为人所重视，首先还是因为它在上古信仰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据说《诗经·鲁颂》里说“泰山岩岩，鲁邦所詹”是文献当中最早记录泰山雄伟面貌的，但我看它强调的是泰山对于鲁国或鲁地的意义。晚些的《礼记·礼器》中说，“故鲁人将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叛宫；晋人将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恶池；齐人将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似乎也在说泰山对于齐的意义，也就是都强调了它的地方性。然而，同时的《左传》隐公八年却记载，“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枋易许田。三月，郑伯使宛来归枋，不祀泰山也”。说明周天子是祭祀泰山的。《公羊传》在同一年记载说，“郑伯使宛来归邴。宛者何?郑之微者也；邴者何?郑汤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诸侯皆从泰山之下，诸侯皆有汤沐之邑焉”。似乎泰山已经是周人的国家祭祀了。
我们不太清楚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泰山开始进入国家祭祀的体系，也不大清楚对泰山的信仰何时、如何成为一个区域性的信仰对象。《尚书·舜典》和《札记·王制》都讲到天子巡狩东至岱宗，提到东南西北四岳，在顾颉刚看来，讲到帝王巡狩五岳是汉武帝以后之事(《史林杂识》，中华书局1977年)。另外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左传》和《公羊传》这样解释《春秋》里“郑伯使宛来归枋”一句有什么根据，估计周人把泰山作为天子的祭祀也是值得怀疑的。无论如何，泰山本来是齐鲁的一种区域性信仰，这种特点，即使泰山信仰日益普遍化，也从未消失过。
泰山后来名声大振，主要是因为秦始皇、汉武帝的泰山封禅。除了与此相关的神仙方士之说外，西汉时民间也有了“生属长安，死属太山”的观念。因此，历代有关泰山的论述非常丰富，如顾炎武《日知录》卷30说，“尝考泰山之故，仙论起于周末，鬼论起于汉末。《左氏》《国语》未有封禅之文，是三代以上无仙论也。《史记》《汉书》未有考鬼之说，是元成以上无鬼论也”。这个说法便是对泰山信仰的深刻剖析，泰山研究史之悠长，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直至晚近时期，由于泰山悠久的历史及其在帝国礼仪中的地位，对它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三个问题脉络上。一个是沿着古代以来的国家礼仪的路数，把泰山视为帝国的重要文化象征之一，强调它对整个中国政治文化的意义，无论是宏观的研究，还是具体的考辨，都在这样的问题脉络下进行，忽视了它的区域性意涵。二是沿着精英文化的路数，多注意帝王封禅、国家礼制、文人官员与泰山的关系，忽视了民众活动在泰山信仰中扮演的角色，也忽视了泰山信仰对于民众生活的重要性。三是宗教的路数，20世纪初以来无论法国学者还是日本学者的开创之作，还是后来海内外的一些研究，多讨论泰山诸神、相关的道教科仪、宝卷等文献，明显受到19世纪末以后传人的宗教研究或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影响，使得人们一提到泰山研究，似乎就有宗教信仰研究的印象。
这样的状况也影响到资料的使用。比如泰山的诸多碑刻资料，后世多有辑录，但多选择年代久远的、帝王御赐的、名人题写的、书法可称的，这基本上可以称为以前碑刻辑录的“四原则”，此外大量下层民众留下的，或者书体鄙陋的，都不予收集，另外碑阴、碑侧的题名等等，也因“不重要”而弃之弗录。这种做法，即地方志中“艺文志”收录碑文的做法，我们后人还长期沿用，其背后是上述问题意识在作怪。
本书的作者叶涛教授是民俗学者，长期以来在山东地区辛勤耕耘，坚持田野调查，写出不少论著。但是中国民俗学有个特点，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时改头换面，以民间文学的面目出现，否则便与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一样，被当作“资产阶级伪科学”加以取缔了。民间文学，由于它的“人民性”，在那个年代还可以保留，不过它自然就归属到文学学科。至今大多数民俗学科依然在文学院系中建设，其从业者本科多为文学出身，也就不足为怪。文学出身且从事民间文学研究者最初多注重各类口头叙事文本，后注重田野调查，但很少关注地方文献的搜集及其解读。但叶涛这本书，就他个人来说，在治学的路数方面，发生了一次剧烈的转变。
中国的民俗学开始于20世纪的10年代与20年代之交，但一直就没有成为过显学。个中原因是比较复杂的，不能一概而论。但最近民俗学似乎常被人提起，也涌现出了不少“民俗学者”，似乎是沾了近年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光。我一直以为这不过是一种民俗学的“虚假繁荣”，因为在这些评审、命名活动的前后，很少有扎扎实实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索，我担心这股热潮转入平常之后，民俗学的学术水平会出现停滞不前的状况，但愿我这是杞人忧天。其实，民俗学的产生和发展一直是与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直接联系的，现在，现代性和民族主义正在遭受挑战，现代民俗学的根基已经受到撼动，我们很难佯装不见。至少，在与兄弟学科文化人类学比较的时候，我们很难有强烈的学科自信和清晰的学科自觉。
前几年我曾希望针对“什么是民俗学问题”进行讨论，我也希望，接下去就可以讨论“什么是民俗学方法”，这些问题讨论不清楚，或者根本没有几个人愿意去讨论，却愿意一篇篇地炮制冠以“民俗学”名目的文章或专著，那么这个学科的衰落就指日可待了。
就第一个问题来说，我的答案也不新鲜，但却没有很好地做文章，那就是“传承”。民俗学就是研究文化一生活传承的学问。所谓传承，就像一根线，体现的是一个过程。线的一端是过去，另一端是现在；一端归历史学家研究，另一端归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研究，中间这个动态的、变化的过程就归民俗学家了。比如泰山的进香活动，一千多年前就存在了，今天还存在，那它怎么就从那时候传到今天了呢?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要解释“传承”的内在机制，至少在材料上无法进行时间上的区分。也就是说，既要分析历史资料，也要分析现实资料，因为民俗学关注传承，等于关注连续性，而与其它近代社会科学学科更凸现断裂性不同。这些资料中。既有不同的文类，也有相同的文类：前者中口述的材料当然是在现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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