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4期
什么知识，改变谁的命运
作者：田 松
自严复以来，进化的概念逐渐深入中国人心，在主流话语和大众话语中会漫不经心地表现出来。在我居住的稻香园小区曾经有个修车的小伙子，每次我的车出了问题，总是直接交给他。有一次，说起我刚刚从非洲回来，他脱口而出：“那里很落后吧?”这让我感到诧异。他自己已经处在社会底层，却仍然用“落后”这样的话语来描述另一个他完全陌生的世界。事实上，就连“落后”地区自身也接受了这样的话语。2005年，在云南西盟佤族自治县，当地一位领导对佤族人一走路就会跳舞，一说话就会唱歌的传统很是自豪，他说：“我们这儿已经是和谐社会了。”这个刚刚出现的意识形态大词使他能够赋予自己的文化以正面的价值。但是同时，他也说：“我们这儿还很落后”。这个传统的意识形态大词长期以来又使得他无法为自己的文化而自豪。
落后了，该怎么办呢?
回答是简单而一律的。落后了，就要发展，就要进步，就要现代化。
每当城市人来到“贫困”山区，看到那里“贫困的”人民，正面的反应是要生出同情之心来，帮助他们进步、发展，而看不到那里曾经存在的乃至依然存在的文化传统。而对于为什么贫穷，当下流行、典型的解释是，因为你落后，因为你不发达，所以穷。对策同样简单而一律：教育投入啊，科技投入啊，招商引资啊!教育投入，提高人民素质，就能掌握先进生产力了；科技投入，招商引资，就能开办工厂了，就能往外卖点儿什么了，就有钱赚了，于是就进步了，发展了，富裕了!
纳西族拥有上千卷东巴经，记载着纳西族的传统智慧，包括神话、历史、传说、习俗、祭祀仪式，以及具体的生存技能，被人类学者誉为百科全书。但是，在张艺谋的公益片中，这些是不能算作知识的。在“进步”、“落后”的话语方式中，知识天然地被定义为服务于工业文明的学校教育中所传授的内容，传统山村被当然地认为是知识的荒漠。于是，所谓发达地区的人们想要表达善心的时候，常见的选项就是帮助老少边穷地区的人们办教育，捐款，一对一助学，如此等等。一个新式的学校被看成是文明与发展的星星之火。在农村的墙上我们也常常能够看到“再穷不能穷教育”的口号。让农民的孩子们刻苦读书，学习服务于工业文明的“先进”知识，是农民致富的终极出路，有着天然的正当性。
然而，李昌平早就说过，农民的贫困是制度性贫困，科技未必能够帮助农民致富，反而会让农民更加贫穷；教育也未必能够让农民在未来致富，却极有可能让农民在当下致贫。
农民为什么贫穷?让我们退回到80年前，退回到毛泽东同志做《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时候，那时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替当时的社会底层人民提出了一个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种地的吃不上米，为什么我们织布的穿不上衣?”在我童年时看过的电影里，经常会有这样的台词。穷人自己往往回答：“因为我们的命不好。”而我们的电影主角则坚定地回答：“不，不是因为你的命不好，而是因为你们被剥削了。”
回答简洁明了，干脆果断!你们为什么穷，因为你们被剥削了。在这种解释之下，对策也很简单：革命——消灭旧的剥削制度，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新世界。在毛泽东同志当时的对策之中，什么科技投入、教育投入、招商引资之类，就算是有，也只能处于从属地位。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来于尘土，归于尘土》，《博览群书》2008年第3期)提到，在传统社会中，一个地域的人们如果能够祖祖辈辈在那里生活下来，必然掌握足够的生存智慧，可以与这个地区的环境达成和谐的关系，并可以在这种生活中获得生存的意义，获得幸福。在自然的环境中，哪怕不是风调雨顺，一棵树只要活下来，也会越长越高。具有漫长历史依据的人类的生存智慧，也应该会使农民的日子在本山本水之中，一天天地好起来。但是现在，在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几十年后，却看到很多地方的农民无法靠种地为生，甚至有整村整村的人们靠进城打工，靠捡垃圾，有的甚至靠卖血为生。对此，我更愿意相信80年前中国共产主义先行者的解释，那不是因为他们落后，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受过现代教育，没有知识，而是因为，他们被剥削了!
去年在摩罗先生的博客上看到了《上海证券报》杨斌的一篇文章，《财富是如何从农村源源不断流向城市的》(2007年7月23日)，印证了我的推断。杨斌指出：“农民负担不仅仅只是纳入农村税费改革视野的农业税、农林特产税，三提五统，税外税费和摊派(可称之为‘老三重负担’，有的专家估计这些负担全国每年约1800亿)，农民负担的主要部分是目前尚不为多数人所认识的间接税费负担(每年近5000亿)和‘暗税’负担(本文称之为‘新四重’负担)。”
杨斌先生的原文很长，这里只能引用其中的一部分。
“新四重”负担的第一重是间接税(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关税等)……间接税税含价中，人们在购买商品或消费服务时不知不觉已经将税收缴纳了，比如农民花了100元购买工业日用品，实际上已经缴纳了17元的增值税……间接税是可转嫁税，纳税人不等于负税人。流转税形式上看，主要是由城市工商企业缴纳，但实际承担税收负担的不是企业而是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消费者，他们在购买商品或进行消费时，将含在价格中的税收一起支付了。并且我国间接税(流转税)实行生产地课税制度，纳税人以城市工商企业为主，工商业越发达地区其税源也越丰富，获得的流转税也越多，这样工商业集中的大中城市获得的流转税就占最大的比例，通过分税制分得较大的份额，并作为城市公共产品的财力来源。中央政府、省特别是大中城市政府获得的流转税收入，并不是全部由城市消费者支付的，很大一部分是由农民消费者支付的。对城市居民而言，他们负担的流转税，通过获得政府提供的各种服务(包括义务教育、城市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等)而得到补偿。但农民负担的流转税却主要转到了城市，他们居住地政府并没有获得这部分由其辖区内农民负担的流转税，从而也就不可能将其作为公共产品的财力来源。这就形成集中纳税和分散负担的非对称性。财富由农村、由县乡源源不断地流向大中城市。
这还只是“新四重”的第一项。加上其余的如工农剪刀差、征地补偿不足等几项暗税，根据2002年的数据，农民直接或间接贡献的税赋近8000亿元。文章读过，触目惊心。财富在制度的安排下源源不断地由农村流向城市，当然就会产生李昌平所说的制度性贫困。8亿农民，平均每人每年的承担的税赋达到1000元之多。这意味着一个三代五口之家，其负担将达到5000元。也就是在这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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