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4期
“老马识途”
作者：黄庆华
谢诺先生病故，法国学术、教育等各界同人，无不为之惋惜、哀痛；中国史学界同人也为失去这样一位良师益友而感到悲伤。不到三天时间，我就接到十几位法国朋友的电话和电子邮件，告知这一不幸消息。最早通知我的是法国著名中国近现代史专家巴斯蒂教授(Marianne BASTID-BRUGUIERE)。她刚刚参加了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举办的“开放的文化观念”国际研讨会(2007年7月4～5日)，从北京回到巴黎。在研讨会期间，我们曾不止一次地提起这位共同的朋友。巴斯蒂教授对我说，来北京之前，她曾与谢诺先生通过电话，感觉他的健康状况不是很好，谢诺先生希望近期能与她见一面。巴斯蒂教授答应他，7月中下旬从北京回巴黎后，先到乡下去看刚出生的外孙，7月30日就去他府上拜访。我当时还请巴斯蒂教授转告谢诺先生，2006年11月26日我在他家“学术会晤”的时候，答应帮他寻找2008年秋天再来北京访问的机会，现在已经联系好了。希望他注意健康，为旅行做好准备。说到“学术会晤”，那是我和谢诺先生交往中的“典故”。2006年秋我到巴黎查阅有关中法建交的档案和文献资料，并采访建交当事人及专家、学者时，谢诺先生因为要从学术的角度谈论他所经历和了解的“中法建交”，所以风趣地把我对他的采访称为“学术会晤[rencontre acad é mique]”。那次他对我说，2008年是他第一次来华60周年，希望秋天能有机会再来北京访问。然而，转瞬之间，天人永隔，令人遗憾至极。
谢诺先生的一生，是求知和贡献的一生。常言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以说，谢诺先生既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他除了研读、写作，就是旅行。为了把读书和行路所感、所得，经过分析、研究之后，写下来贡献给他人，他可谓“生命不息，笔耕不辍”。他一生发表有关中国近现代史、越南史、东南亚史、澳大利亚史等方面的专著，近30部；发表相关论文百余篇。据巴斯蒂教授和里昂第三大学教授利大英先生(Gr é gory LEE)以及谢诺先生的家人讲，谢诺先生虽然重病在身，但一直在伏案写作，整理和修订自己上个世纪70年代完成的有关中国史研究的著作，并商定由里昂纸老虎书局(Maison d'Edition Lyonnaise-Tigre de Papier)再版他的四卷本著作《中国现代史》。1988年之后的几次中国之行，让他深受触动，促使他对过去的一些观点进行反思。这些，他在2004年及2006年和我的几次谈话中曾流露过。他如此忘我地整天伏案工作，是因为他在查出胰腺癌晚期后，知道自己来日无多，该做的事情，必须抓紧。我知道，他身体每况愈下，与他2006年年初的一次严重外伤不无关系。2006年我在巴黎，按约定的时间到他家中拜访。与以往不同是，他住宅大门的密码虽然没改，但住户按钮上的名字却变了。他没有像以往那样亲自下楼为我开门，我走的也不是以前那个狭窄、陡峭的私家楼梯，而是宽敞的公共楼梯。楼道的尽头敞开一扇门，坐在屋内椅子上的谢诺先生微笑着起身与我握手，用中国话对我说：“欢迎你，老朋友。”几句寒暄后，他关上门，接着问道：“说真的，你看我的身体有变化吗?”我说：“比2004年的这个时候要好，不见衰老，反见年轻了。”我说的是实话。他看上去满面红光，比以前也稍胖了些，话音仍然铿锵有力。他摇着头说：“你没听说吗?我今年年初大病一场，是中医，或者说是中国救了我的命。”我确实不知道。原来某一天，他站在凳子上准备挂画时，突然失重仰面摔倒，当即昏迷不醒。经医院抢救苏醒之后，四肢却不能活动，语言也出现了障碍。医生告知家属，病人年事已高，没有骨折和颅脑损伤，已是不幸中之万幸，至于恢复四肢的活动能力，实在是回天乏术。西医没有办法，他也对自己的康复不抱太大希望，毕竟年龄不饶人。一位法国朋友向他推荐了一位在巴黎颇有名气的中医。经过一段时间的针灸和服用中成药，他的语言和四肢的活动能力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他非常感激这位中国医生，对神奇的中医更是崇拜。这次意外之后，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而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要充分利用有限的时间。他仍然很乐观，很坚强。11月29日，我回国前向他辞行，他把准备好的两部法国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出版的有关古代中国的著作送给我。分手的时候他一再重复：希望2008年北京见。
谢诺先生1922年10月2日生于巴黎，父亲是土木建筑工程师。1941年7月，谢诺先生取得巴黎索邦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翌年7月又取得中世纪历史高等研究文凭。其间，他做大学兼职教师，讲授古文字学。
谢诺先生就读索邦大学期间，法国正遭受法西斯德国的侵略。他很早就投身抗德斗争，先后加入“基督教青年会”、“天主教文学小组”，特别是法国地下抵抗运动组织——“法兰西抵抗运动”。1943年5月的一天，他在散发传单时被盖世太保逮捕，关进弗雷讷圣乔治城堡。获释后不久又再次被捕并判处15个月监禁，直至1944年8月巴黎解放才出狱。
1945年10月，谢诺先生担任日内瓦国际大学互助组织(I'Entraide Universi-mire Internafionale)秘书；未几，受该组织派遣与其他三位同事到亚洲考察，为期两年。考察的内容主要是各国高校教学和学生学习条件等。当时，印度支那战争初起，任何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联系活动，都在法国印度支那殖民当局的严密监视之下。1947年7月，谢诺先生在印度新德里考察，曾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外交代表往来。之后，在曼谷考察时，又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取得了联系。在西贡考察时，他与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建立了关系。1947年9月，他由一位法国人和两位越南人陪同，对越盟进行采访。采访刚刚结束，他即被法国巡逻队逮捕。印度支那法国高级专员公署指控他危害了国家的海外安全，并犯有叛国罪。他被关押在西贡中央监狱达四个半月之久，后来虽然免予起诉，但被驱逐出印度支那。
1948年1月，谢诺先生初次来到中国，先后访问了上海、南京、天津和北京。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战之中，但中国的许多事物，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深深地吸引了他。他在中国逗留长达六个月之久。这次中国之行，对他的未来起了决定性作用。1948年初秋回到法国后，他做出重要选择：放弃有关“中世纪康斯坦斯主教会议(1414～1418)”博士论文的撰写，人东方语言学校(即今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学习中文和中国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