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4期
读胡适日记札记（之三）
作者：朱 正
胡适1922年5月30日去见过一次宣统。后来他发表了一篇文章简要地记述了这事，这就是刊登在同年7月23日《努力周报》第12号上的《宣统与胡适》(现收入《胡适全集》第21卷)。这篇文章流传颇广，有不少人就此发表过评论，这些就不去说它了。
关于这次会见，胡适日记中的记载，比这篇文章要详细一些，现在摘录一点：
1922年5月17日：
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初二日去看他。(宫中逢二休息)
5月24日：
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Johnston)，问他宫中情形。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宫中人劝阻他，他不听，竟雇汽车出去看他一次，这也是一例。前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庄士敦是很稳健的人，他教授宣统，成绩颇好；他颇能在暗中护持他，故宣统也很感激他。宫中人很忌庄士敦，故此次他想辞职，但宣统坚不肯放他走。
5月30日：
今天因与宣统帝约了去见他，故未上课。
十二时前，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接我。我们到了神武门前下车，先在门外一所护兵督察处小坐，他们通电话给里面，说某人到了。我在客室里坐时，见墙上挂着一幅南海招子庸的画竹揭本。此画极好，有一诗云：
写竹应师竹。何须似古人?
心眼手如一，下笔自通神。
道光辛丑又三月，南海招子庸作于潍阳官舍。
招子庸即是用广州土话作《粤讴》的大诗人；此诗虽是论画，亦可见其人，可见其诗。
他们电话完了，我们进官门，经春华门，进养心殿。清帝在殿的东厢，外面装大玻璃，门口挂厚帘子；太监们掀起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垫子的大方凳子，请我坐，我就坐了。
下面接着所记室内的陈设，摆着的书报，两人交谈的内容，都和《宣统与胡适》一文所记大致相同，这里就不必摘引了。只是日记中对“炕几上摆着本日的报十几种”有一句评语：“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不写这一句，大约是为了避免不必要地开罪这些报纸吧。
当天交谈的内容，还有这样一件事：“他说有许多新书找不着。我请他以后如有找不着的书，可以告诉我。”这事儿没有写入《宣统与胡适》文中。
王宠惠轶事
王宠惠(1881～1958)，字亮畴。中华民国成立即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北京政府司法总长，后来还担任过国民政府司法院长，还一度代理行政院长。在胡适日记里，却记下了这位高官这样的轶事：
1924年1月6日：
与钧任(按：即罗文干)同车回家，留他小谈，钧任为我谈王亮畴逸事数则，可补史料之缺：
亮畴性极吝啬，几个极熟的朋友给他取个绰号，叫做“办法”。他在北京时。已做很大的官了，但家中不用厨子，不开饭。早饭随便吃一点稀饭。午饭晚饭则到熟人家去吃。晚饭尤其如此。他每到钧任、黄晦闻、李某金某家去，坐到六七点不走，主人留他吃饭，他总还要客气一次，说：“还早呢，还是回去吃罢。”主人再留他，他就说：“有啤酒吗?有酒我就在这里吃罢。”这是第一个“办法”。有时主人不曾开口留饭，他就说：“有什么‘办法’，没有?我们出去吃馆子好不好?我来请你。”主人自然留他吃饭了。这是第二个“办法”。有时候他们当真出去吃馆了，吃完之后，大家抢着会钞，他总是落后的，容易被别人抢去，这是第三个“办法”。有时他的朋友们不同他客气了，他们先走，让他去会钞，那时他还有第四个“办法”：他一拍衣袋。就喊道，“喂，你们走不成，今天我忘记带钱了。”
这四个朋友后来打听得他家中不用厨子，不开饭，于是他们渐渐不上当了。后来他用此法待周诒春，待梦麟，待顾少川(按：即顾维钧)。顾少川天天开香槟酒一瓶，故受害最大!
有一天，他初次代国务总理，一班朋友在少川家吃饭，有人提议，每周每人轮作一次主人，为定期的会餐，可以商议问题，交换意见。大家都赞成了。亮畴力言不必吃饭，“何必吃饭，喝喝茶就够了。”他连说了五六遍。每说一遍，周子虞(自齐)便用力拧钧任一把，钧任回家解衣一看，臂上拧青紫了一大块!
去年他辞职在十二月初。而张绍曾内阁成立后，亮畴便要黄郛(外交总长)聘他做外交部顾问，每月干薪五百元!此款至今他还托人按月支领!顾少川重任外交部时，查得此事，对钧任说：“I was frightfully hurt。”[我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其实我们也都是“frightfully hurt.”。
亮畴今年往欧洲，张绍曾托他带一信与孙中山，他索价三千元。张绍曾如数给了他。
以上几则故事，可以解释前年“好人政府”的失败了。
“好人政府”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讲了几则王宠惠悭吝贪财的轶事，胡适就以为可以解释前年“好人政府”的失败呢?原来，这样一个“好人”就是前年胡适起草的宣言《我们的政治主张》的十六位签名者之一。这篇宣言产生的经过，在胡适日记里有记载。
1922年5月11日：
做一篇《我们的主张》，是第一次做政论，很觉得吃力。这本是想专为《努力》做的；后来我想此文颇可用为一个公开的宣言，故半夜脱稿时，打电话与守常(按：即李大钊)商议，定明日在蔡先生(接：指蔡元培)家会议，邀几个“好人”加入。知行(按：即陶行知)首先赞成，并担保王伯秋亦可加入。
此文中，注重和会为下手的第一步，这个意见是我今天再三考虑所得，自信这是最切实的主张。
5月12日：
七时，打电话与蔡先生，借他的家里开会，讨论《我们的主张》。其余各人，也在电话上约定十一时相见。
十一时，在蔡宅开会，到者：梁漱溟、李守常、孟和、孟馀、汤尔和、徐伯轩(未约他，偶相值)、经农等，他们都赞成了，都列名做提议人。蔡先生留我们吃饭；饭后他们都散了，我独与蔡先生闲谈。三时，王亮畴、罗君[钧]任也来，他们略有讨论，修改了几处，也都列名，连知行、在君、王伯秋、文伯和我，共十五人。下午，孟馀自行取消，加入一涵、慰慈，共十六人。
5月13日：
下午到公园，把政治宣言的事托一个访事员发电去上海，又交一家通信社把这事先传出去。
5月14日，这篇以《我们的政治主张》为题的宣言在《努力周报》第二号刊出。十六位署名者是：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陶知行、王伯秋、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朱经农、张慰慈、高一涵、徐宝璜、王征、丁文江、胡适。宣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