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4期
江亢虎：从弄潮儿到落水者
作者：黄 波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多个年头了。这二十多年里，在现实生活中对人之因缘际会不同而命运各殊的事也见惯不惊了。不过，现代史上的一个人，却由于其前后角色对比过于强烈，越来越引起我浓厚的情趣。这个人，前半身是时代的弄潮儿。后来在民族大义面前却栽了跟头，沦为一个可耻的落水者。这个人就是在中国第一个鼓吹社会主义，抗战中投身敌伪担任汪伪政府考试院长，抗战后以“汉奸罪”受到国民政府审判的江亢虎。
江亢虎现在是越来越不被人注意了。邓云乡先生曾有感于江氏“知者已少”，特撰《江亢虎其人》一文。他似乎也深觉其人其事难以常理揣度，说其落水是“糊里糊涂送命”，又感叹曰：“‘读书越多越蠢’，过去我常常怀疑这句话。近日看闲书，看到了江亢虎的资料，不禁哑然失笑。这位老先生真有点像是个‘读书越多越蠢’的典型人物。”
从弄潮儿到落水者，江亢虎究竟是不是“读书越多越蠢”，乃至“糊里糊涂送命”?历史不会如此简单，江亢虎也绝不会是如此简单的一个人物。
江亢虎(1883—1954)，江西弋阳人，出生于一个仕宦之家。如果不是时代剧变，他只能是重复走一条旧士子学而优则仕的老路。但随着国门的被迫打开，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和深刻的变化。许多人认识到了这种变化，这其中就包括江亢虎的舅父、后来的岳丈刘干卿。长期在官场沉沦的刘干卿远非人杰，对社会的理解当然不能和梁启超等人同日而语，但他仅凭经验和直觉就知道，即将来临的剧变中既潜伏巨大风险，也蕴藏着前所未有的机遇。1910年初，时年27岁的江亢虎赴欧洲留学途中，转道长沙时，与刘干卿同去观戏。散场后，刘对江说：“人世如剧场，纷纷者皆备节目砌末之用，所谓正角者，全幕仅一二人而已。今海内多事，中国且为新剧场之中心，汝宜勉为正角，否则宁勿登台也。”江亢虎后来回忆这一情景时，说当时“闻言汗下，期期不能作一语”。其实看他后来一生之行事，就会明白，刘干卿的一席话是有深刻影响的。
“汝宜勉为正角”，时世的进一步发展果然给了江亢虎当正角的机会。因其家庭背景，加上多次出国游历，且积极投身于新闻和教育界，又勤于作文宣传鼓动，青年江亢虎虽只被清廷赏了一个“四品衔”，但却已经是京城瞩目的新派人物了。1910年，江亢虎更因卷入汪精卫谋刺摄政王案件而名噪一时。江亢虎究竟与此案有没有直接关系，文献不足征。不过，这倒是他和汪精卫的名字第一次连在一起，而这一关系后来竟然决定了江亢虎下半生的命运。
考察清末江亢虎的言行，以当时之眼光视之，说其骇人听闻是不夸张的：1903年，他独揭“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的“三无主义”；1911年，发表《忠告女同胞》，疾呼中国妇女要赶快从“淑女、良妻、贤母”和“社会的附属品、补助品”，变为“世界上一完全个人”；1911年发起成立国内第一个“社会主义研究会”……江亢虎如此喜好耸动视听、标新立异，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虽然现在看来，他的许多言论实在稀松平常，如关于教育、女权的自然源于他在异国游历的经验，“三无主义”也不过拾当时世界风行之无政府主义之余绪，但江氏的活跃总难免给人“好出风头”的观感。梁漱溟先生一家在北京与江亢虎“夙有来往”，晚年著《我的自学小史》，提到江亢虎时，就认为江氏种种立异鸣高的言行“完全出于投机心理”。一个少负不羁之才、长有乡曲之誉的人，有一点出风头、投机的心理，是毫不足怪的，但如果完全将艰难时世对一个青年俊彦的刺激忽略不计也并不公平。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庚子事变之后，前面已有“戊戌六君子”流血的惨剧，而江亢虎居然准备趁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京城的机会，拦驾上书请求变法。事虽为其舅父所阻而未成，但从中也可看出，江亢虎和当时大多数旁搜异域求新知的读书人一样，未必就全无一份热烫烫的爱国情怀。毋宁说，济世之心和功名之心在江亢虎这儿是相伴相生的，他不愿意做社会的配角，要做时代的弄潮儿，他也自负拯民救世之才，以为自己的一套理论对积贫积弱的中国有特殊效用。
随着民国的肇建，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政党政治勃兴，建党办报一时蔚然成风。
如果说江亢虎至今还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和政党史上有一席之地，这就是因为他不仅是在中国最早鼓吹社会主义的人，而且身体力行，组建了一个以社会主义为根本主张的中国社会党。考察他的思想之旅，自然和他的出洋游历密切相关：1910年他第四次出国期间，无政府主义思潮在欧洲正呈云蒸霞蔚之势，而从无政府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又是当年中国不少思想前驱大致相同的轨迹。
鼓吹“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这“三无主义”的江亢虎，在清王朝崩溃前夕遇到了麻烦，一度被视为“洪水猛兽”甚至“革职逮捕”，而到了民国，他的建党活动也并不顺利。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党的理论不仅和当时的制度，更与中国的国情和传统有一种天然的紧张关系。
中国社会党于1911年11月5日成立于上海，江亢虎被推举为该党本部部长。中国社会党采定党纲八条：赞同共和；融化种界；改良法律，尊重个人；破除世袭遗产制度；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者；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纲领是江亢虎编制的，即使在当时也可能看不出有特别强烈的色彩，实际上是一个调和折衷的产物。江亢虎后来也承认为适应大多数人的心理，“不能尽与纯正社会主义所主张者相符，亦不能尽与各国社会党所主张者相符，并不能与鄙人个人夙昔所主张者相符”。这反映出江亢虎作为党魁的智慧，即使个人极具锋芒，但组党则不能不顾及现实。
尽管如此，上述纲领中的第四条还是引起了强烈反应。当时中国社会党申请立案，北洋政府内务部就以“规章有破除世袭遗产制度等语，核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六条第三款，人民有保有财产之自由之规定相抵触。盖临时约法既明定保护私有财产制度，而该会党乃欲破除私有财产制度，若竟听其见诸实行，不惟约法精神因而破坏，抑且安宁秩序大有所妨”为理由，宣布“该会党所请立案之处，应不准行。”对此，江亢虎回应：“不知此乃学理的断案，尚未著手于实行，即使实行，不过本党党员以其志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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