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6期
人本主义视野下的健全社会
作者：鲍 磊
弗罗姆是弗洛伊德的信徒，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从1940年代开始，弗罗姆先后发表了《逃避自由》《自私的人》等著作。他在这些著作中揭露了资本社会中人的存在困境，而对“文化”、对人的存在困境的质询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合理性提出质疑。《健全的社会》(The Sane Society)发表于1955年，尽管时隔半个世纪，但正如大卫·英格莱比给该书1991年伦敦增订版所作的导言宣称的那样，“尽管本书关心的问题可能是暂时的，但其写作方式却绝不是。它不仅是弗罗姆为我们这个文明的疾患提出的补救办法，而且它首先提出了一种关于救治方法的观念。”
一、人本主义精神分析
“我们的精神是健全的吗?”弗罗姆的答案是否定的。他以众多的事例来佐证：历史上签订了无数个和平条约，可人类却有无数次的相互屠戮；在经济体制当中，一场非常好的收成往往也是一场经济灾难；人们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但却不知如何使用；以及自杀、杀人与酗酒等众多现象的普遍化反映出了人的精神的剧烈撕裂。这些都是病态社会的征兆。
那么，何以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有病呢?弗罗姆认为，首先得看整个社会的人是否普遍地处于一种病态化的存在状态之中。弗洛伊德关于文明对人的压抑后果的理论早已解释了这一点，即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出现神经病，然而普遍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认知模式的病态化和大量存在的精神病患者都说明，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一定出了问题。
在进入正式讨论之前，弗罗姆探讨了一个一般性的概念：社会常态病理。这也是该书整个思想的前提。一个真正的“人的科学”将确立人类本质的性质，将使我们区分“关于人类生存问题的解决方法中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误的；哪些是令人满意的，哪些是令人不满意的”。弗罗姆建议对人类的本性进行研究——这个本性“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相同的核心”，并把它作为衡量所有不同社会的心理健康的标准。
弗罗姆要解决的第一个任务是进行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确定什么是人性，以及由这一人性引发的需求是什么”。它以人作为目的和一切社会活动的出发点，其价值判断并非从人的生物禀赋出发。因此，人的尊严、人的生产性本性是一切社会统治、管理形式必须遵循的标准。而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有病的客观标准只能由人来确定，即看人在这个特定社会中的命运。
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才存在病态；几乎所有社会都有使人致病的诸多社会因素，它们都有权力建立在压迫的基础上的共同点，少数人对大多数人劳动的剥夺和意识形态的奴役就表明这是社会的病态。资本主义社会与以往社会不同之处，不过是把对人的操纵、奴役隐秘化了，人的主体性被彻底“消解”，人的精神世界危机四伏。
由此，弗罗姆确立的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病态的尺度，便是它不符合人性和人的需要。人自动地以其全部生活嵌入到资本主义机器的运转之中，附属于原本由其自身所创造的世界。在他看来，处于任何一种文化中的人总是人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其独特的外表却是由其所居住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比如人的攻击性和贪婪，与其说是人性，不如说是人的生命受挫和精神发展出现障碍的结果，它们本质上是社会的产物，因为人只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得到确认。通过人的病态行为和对他们在致病环境中的反应，可以反向推出人性的某种内涵。这就是说，抽象的人性只有从人对具体社会环境产生的某种反应上才能理解。
通过对人的反应形式的考察，弗罗姆认为：人如果不是天生的精神或道德上的白痴，都力求活得幸福、健康、有活力，能发挥出他的生命潜能。这就是说，人渴望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里与他人和谐相处，在自由的基础上有尊严、健康地生活。这与那种认为人性本恶、人性自私的看法截然不同。而实际上，后者的“实然状态”并不是“人性”，而是人性被后天的社会环境所摧残、扭曲变形后的结果。
与人性一样，人的需要在社会中也遭到了扭曲。我们所看到的需要不代表人的本真渴求，而是社会所强加的结果。这正如弗罗姆一开始就清醒地意识到的：“一个健全的社会是一个符合人的需要的社会——这里所说的需要不一定是他自己认为的需要，因为最病态的目标也能够被人主观上认为是最需要的东西。这里所说的需要是指客观的，可以通过人们的研究确定下来。”
弗罗姆所论述的需要有别于人的植根于生物特性和社会特性的需要，也不同于马斯洛提出的著名的需要理论。他总结了五种需要：交往的需要(need for relatedness)，指个体具有爱他人与被爱的需求；超越的需要(need for transcen-dence)，指个人希望超越物质条件的限制，在精神上能表现出创造性的人格特质；寻根的需要(need for rootedness)，指个人希望与他人、社会以及大自然亲密结合，从而获得安身立命的需求；身份认同的需要(need for identity)，指个人力求获得完整人格，希望活出意义的心理倾向；定向需要(need for a frame of orientation)，指个人具有努力寻求生活方向从而得到心安的心理倾向。它们是人的“内在需要”，只要是人，都必须解决这些需要，否则在心理上他将无法生存下去。也因此，任何一个社会和个人都有解决这些需要的方式。
弗罗姆也分析了解决不同需要的矛盾性，如对于交往需要存在着社会合群性和自闭性两种可能；超越的需要面临着创造力和破坏力两种形式；满足寻根需要的方式可能获得友爱，也可能陷入乱伦的幻想——回到子宫和大地；在身份认同上存在着个体和群体一致性的对立；而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到满足定向需要的理性与非理性方式的对立。然而悲剧在于，一方面，理性的方式是一种不可能成功的逃避途径，它只能导致普遍的屈从和奴役；另一方面，那些“有勇气”选择非理性方式的少数人，也被社会的理性及其统治功能阻断了进路。
二、社会病理的诊断
人的需要是弗罗姆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基点，而“异化”这个概念则是他理论的中心。这个由马克思提出，经过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强化的概念，成了弗罗姆理论要旨最集中的表达。这是一个既有事实判断又有价值判断的术语，它将马克思当年所描绘的工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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