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6期
乡村政治的实践与叙事
作者：谭同学
一、学术的叙事化表达
作者选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呈现其学术思考，自然是经过精心布置的。第一类故事讲的是小镇迎接上级检查的过程。该书首先就讲述了2002年小镇迎接税费改革检查的故事。为了迎检；镇干部不停地开会强调它对于政绩考核的重要性。之后，包村干部一而再再而三地找村干部开会，内容无外乎是强调检查工作的重要性。村干部与镇干部一样，一方面说这样迎接检查是形式主义，另一方面在镇干部恩威并用下，也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动员再动员——确保高分过关”的迎检“游戏”。从结果来看，这个过程又决不仅仅是“游戏”，虽然耗去了大量人财物力，但对税费改革工作的推进还是多少起了些作用。与此类似，其他工作检查都会成为镇村两级阶段性的“中心工作”。作者用当地人的话将这种情况形容为“政府的工作靠‘擂’”。
第二类故事讲的是小镇及其上下两级在保运转和争政绩的过程中如何互动的过程。县政府有推动地方发展的动力和考核乡镇政府的权力，却没有支持各乡镇发展的实力。村级组织有改变村庄面貌，改善干部收入状况的需要，而也缺乏推动经济发展的能力。小镇政府既要向上级交纳各种规费，又要搞基础建设，养活工作人员，干部们的升迁也要有政绩来支撑。所以就有了“不开发，政府怎么办?”的“开发政治学”。但是，搞开发、“诱民致富”并不那么简单。别的不说，单是当地的农民(有时甚至包括村干部)就有可能形成开发的阻力，其中最常见的是政府征地与农民要求补偿之间的矛盾。
于是就有了第三类故事，讲述为达到政府工作的目标，镇干部和村干部如何通过各种手段引导、劝说、逼迫，甚至骗取农民就范。当地人将这种情况形容为“农民的事情靠‘媒’”。在处理征地之类棘手的工作时，镇、村干部往往采取单个突破的策略(这就是所谓的“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软磨硬缠迫使农民签字“卖地”。例如，某村支书不停地请一个村民喝酒、吃饭，并强调自己是这个村民的“姑爹”不会害他，“诱使”他签字。再如，为了让采石场迁址，镇干部对有的经营者以村干部相许引诱，对另外一些则诱以免除一部分电费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权力运作并不仅仅限于干部与农民之间，对于镇干部来说，他们首先要结合“擂”与“媒”的技术说服村干部：这包括动用组织手段、私人关系，甚至包括适度容忍村干部的违规行为。
在小镇，农民也并非任由镇、村干部作为，《小镇喧嚣》重点呈现的第四类故事即是弱者的农民和相对弱势的乡镇企业经营者，如何与镇、村干部博弈的过程。例如，面对镇政府工作人员前来收税，村民往往一面带着笑脸，一面采取“耍刁”、“耍蛮”和“斗狠”的策略拖延，使干部的收税成本提高，甚至于最后政府不得不掏钱去买税。在得知房子有可能会被拆迁时，农民在土地上不种庄稼反“种房”，以图赚取政府补偿，而政府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对“弱势”让步。总之，农民也会“以种种不合作、违规、越轨、钻空子、打擦边球、耍阴谋、耍无赖乃至非法手段来传递自己的声音，维护自己的权利”。至于乡镇企业主，则更能动员政策、舆论资源来为自己撑腰。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并不惧怕乡村干部乃是因为后者毕竟是正规权力的象征，有起码的行为“底线”。当他们面对“道”上的黑恶势力时，就只有俯首听命的份了。
叙述这些故事，作者大体采取了根据调查时间线索讲故事的办法，有些报告文学的味道。在少数地方作者见缝插针地发表了一些“感慨”、议论或者理论分析。在讲述的过程中，如果有需联系理论问题进行较深入讨论的地方，作者采用了插入注释并在注释当中讨论的办法。由于诸多故事涉及到一些相同或者相近的问题，在该书数十页的注释中，对某些理论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在书的最后一章中，作者集中交代了自己的研究与策略，讨论了乡村权力格局“错置”与官民行为，“悖论”、非正式权力及政权建设等理论问题。
二、叙事的实践基础与理论谱系
作者采用这样的方法来写作《小镇喧嚣》，当然与其所要呈现的田野经验的特点不无关系，至少作者本人认为这是表述其调查所得和理论感悟的最佳之策。那么，作为读者则不免要问，这种表达方式真的最适合于展现以上故事中蕴含的问题吗?结构化的表述方式是否会更合适一些?
在第一类故事当中，我们不难发现结构性因素的影子。如果不是压力型的治理体制，如果税费改革、计划生育、农民负担等工作的考核不会与镇政府的政绩、干部的迁升联系起来，想必镇干部不会如此参与一场场迎检“游戏”；如果不是有村民自治的格局，镇干部可以完全用组织资源控制村干部，也就不需要用“擂”结合“媒”来取得村干部的配合了。但是，结构性因素并不一定导致乡村的迎检工作如《小镇喧嚣》中那样展开。其实，将迎检工作“游戏化”是在实践过程中将结构不允许的东西策略性化解的结果，“擂”与“媒”的结合也体现了将政策实践过程“艺术化”的微妙一面。质言之，结构性因素只是一个框架，在此框架下的实践过程对于其结果起到了重要有时候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而叙事的方式对于细致地展现这些过程一尤其是其微妙的关节点——具有较大的优势。
第二类故事中的结榭性因素是最明显的。正是县乡村三级体制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乡镇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以及在此背景下农民的复杂反应，此类故事也有适合用叙事的方式来表述的特点。在体制中，各乡镇之间的竞争抑或说干部政绩的优劣，与干部们的主观努力有着莫大的关系。也就是说，乡村政治的发展轨迹往往具有人格化的色彩。至于开发是否会引起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以及以何种方式处理矛盾，也与干部的政治实践手法直接相关。这些因素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较容易得以展现。
与此紧密相连，在第三、四类故事当中，官民关系的复杂互动过程究竟如何展开，更依赖于具体的情景。所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就是视具体情况而采取特定权力实践策略的做法。这里的“情况”可以指与工作对象、工作目的直接、间接相关的一切因素，例如物质利益、亲属关系、组织手段等等。总之，但凡有利于达到“开锁”目的的因素都将被当作乡村干部的“钥匙”来使用——而这一切并非都能够拿到台面上来说。同样，农民“反抗”运用何种方式，也要视具体情景而定。例如，农民有时候会故意示弱，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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