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6期
选编老歌要对历史负责
作者：吴 剑
“名典”致命的硬伤
陈钢为“名典”撰写的序言题目叫《给历史的一份答卷》(以下简称“答卷”，引用只标明2007年版页码)。我认为，这份“答卷”不及格，是“名典”致命的硬伤。它伤在何处?
第一、中国流行歌曲历史起始的时间问题，是任何人选编“上海老歌”都必须回答的根本问题。连“上海老歌”的历史源头在哪里都不清楚，还谈何给历史的“答卷”!
陈钢说：“上海老歌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流传最久的则是诞生于1898-1949年的上海现代文化‘兴盛期’”(第4页)，这样界定中国流行歌曲历史起始时间的，除了陈钢还没见过第二个人。
1927年，黎锦晖创作了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把流行歌曲(当时称“时代曲”或“摩登歌曲”)这一体裁引入近现代中国的乐坛。《毛毛雨》问世的时间，就是中国流行歌曲起始的时间。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陈钢不谈黎锦晖，不提《毛毛雨》，把1898-1949年的51年时间说成是中国流行歌曲诞生的时间，搞乱了概念。
《毛毛雨》问世前，中国没有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流行歌曲。按陈钢的说法，从1898到1927年这29年已有流行歌曲。陈钢能列举几首证明自己的观点吗?
第二，以寻找“上海的音乐形象”和“音乐代言人”之名，把读者引上寻根的歧路。
“答卷”开篇伊始，在赞叹一番王安忆和吴亮“寻根”的著作之后，陈钢开始了他的“寻根”之旅。寻找上海老歌的“根”，陈钢不去寻找上海老歌(陈钢的“上海老歌”，就是指“流行歌曲”)的历史源头，而是去寻找上海的“音乐形象”和“音乐代言人”。
陈钢说，上海当然有自己的“音乐形象”和“音乐代言人”。诚然，在文化尚未能与经济同步起飞的“转型期”的今天，伊人暂且难以寻觅……上海曾经展示出其自身的辉煌，也出现过她的“音乐形象”和“音乐代言人”；那就是以现代城市文化作为内核的海派文化和其重要分支——上海老歌。(第4页)
这段话，似说“过去”又似说“现在”，所说的“音乐形象”和“音乐代言人”似有似无，似“个体”又似一个“流派”。这如何让读者读懂!
“音乐形象”是指运用音乐手段塑造的艺术形象，也就是音乐作品。“上海的音乐形象”可以解释为在上海问世的音乐作品，使上海在音乐领域达到的艺术，品位。这不应该是一首歌，而应该是一大批音乐作品所形成的效果。“音乐代言人”则指有名有姓的具体的人。
陈钢先把上海的“音乐形象”落实到“海派文化”的重要分支——上海老歌。几经迂回，说出了他想说的话……此外他们所创作的《夜上海》和《香格里拉》等名曲，也早已成为上海的“音乐形象”。(第5页)
陈钢把这两首歌说成是上海的“音乐形象”，目的就是把这两首歌的作者——陈歌辛和黎锦光提升到上海“音乐代言人”的地位。
《夜上海》和《香格里拉》都是1946年问世的电影歌曲。这一年，香港大中华影片公司拍摄影片《长相思》，由著名作家、影片编剧范烟桥撰写了《夜上海》歌词。它反映了当时的上海灯红酒绿的夜生活，写出了歌女舞女以笑脸面对客人时内心的苦闷和对“换一换新天地”的期望。
这样内容的歌是不能成为上海的“音乐形象”的。《香格里拉》赞美的是“世外桃源”，更和上海的“音乐形象”贴不上边。
第三，中国流行歌曲和电影歌曲走出国门和国际接轨，不是始于《玫瑰、玫瑰我爱你》。
《玫瑰、玫瑰我爱你》(以下简称“玫瑰”)是陈歌辛1940年为“国泰”影片《天涯歌女》谱写的插曲，虽然走红，但和同年问世的电影歌曲——严华的《月圆花好》、黎锦光的《拷红》、严个凡的《千里送京娘》等电影歌曲相比，“玫瑰”并不是最红的。为了提升“玫瑰”和它的作者陈歌辛的历史地位，陈钢在“答卷”中说：特别是40年代出现的一批作品，能进一步从农业文化的母体中脱胎而出，创造了以“近代工业文明为价值取向，并以现代物质文明为其载体”的城市歌曲……从而使它们不翼而飞地融入国际流行文化的舞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首作品就是陈歌辛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和黎锦光的《夜来香》。(第4页)
陈钢又一次把陈歌辛和黎锦光排在一起，这是因为在中国流行歌坛和电影歌曲的历史上，黎锦光的成就和影响都远远高于陈歌辛。这样把黎锦光拉来做陪衬、让陈歌辛坐上40年代作曲家的第一把交椅的做法无法改变史实，只能贻笑大方。
我国流行歌曲走出国门是1928年的事情。黎锦晖的第一批时代曲1927年问世，1928年1月“百代”和“大中华”唱片公司就为这些歌曲灌录了唱片，国内畅销，同时远销东南亚各埠。1928年5月，黎锦晖率“中华歌舞团”赴南洋群岛巡回演出，每场演出多由黎明晖演唱黎锦晖的时代曲压轴，这些时代曲红遍了南洋群岛。30年代开始，黎锦晖的歌从上海走向全国，大量发行的唱片也远销国外。2002年，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教授安德鲁·琼斯在他所著的《黄色音乐》一书中说，“黄色音乐”应该称作黄色人种的音乐，出自中国大陆，鼻祖是黎锦晖，《毛毛雨》是第一首流行歌曲。他还介绍说，当年一位黑人乐手把黎锦晖的歌带回美国，影响到了美国爵士乐的创作和传播。他的结论是，黎的音乐是世界爵士音乐的一部分，对美国爵士乐的发展也有所贡献。
陈歌辛的“玫瑰”只在美国唱红，而黎锦晖的歌则影响到美国爵士乐的创作，还比陈歌辛早了20年。
由此可见，《给历史的一份答卷》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史实不能成立，观点不能成立。
避不开的1936—1941年
1927—1936年，是中国流行歌曲创作、传播的第一个巅峰期，这9年可称为“黎锦晖时代”。
1936年黎锦晖离开了上海，流行歌坛的“黎锦晖时代”至此结束，进入了时代曲和电影歌曲创作、传播的又一个高峰期。这6年的基本情况是：
一、1934年前后，出身于“明月”的“黎派音乐”作曲家陆续登上流行歌坛。从这时开始，到1941年末上海的“孤岛”时期结束，黎锦光、严华、严工上、严个凡、严折西、张簧等人创作的时代曲超过200首，灌录唱片近百张。演唱这些歌曲的，除1934年成名的白虹和周璇，还有1937年严华以一曲《卖相思》捧红的姚莉，1938年黎锦光以一首《满场飞》捧红的张帆。严华能词能曲能唱，红极一时。他的学生姚敏也崭露头角。黎派音乐作曲家力捧的歌坛新人——都杰、张晖、曼萍、周洁、赵美珍、董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