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9期
《毛毛雨》能影响美国爵士乐吗
作者：陈峙维
这两篇文章的作者是三本老歌选《解语花》的编著者吴剑。她致力于老歌保存与推广工作多年，对于词曲资料收集不遗余力，同时对许多歌曲创作、演唱及灌唱的经过也多有研究，此点诚属可贵。但因为旧书报杂志及海报传单的缺漏遗失，许多当年的事迹无法考证，而随着老歌星、老词曲作家及老歌迷的凋零，许多历史资料也来不及再一一求证，所以惟有透过众多爱好者的相互讨论、分析，才能汇集成相对完整的故事。吴剑对《上海老歌名典》资料中失误之处的指正，我想绝对是歌迷们的福气。然而，吴剑在第一篇文章中，引用Andrew Jones的《YellowMusic》内容，提出黎锦晖早期作品《毛毛雨》影响美国爵士乐发展的说法，笔者认为是不正确的。如果吴剑自己亲自阅读过该书的话，我想就不至于会出现这样一个的立论，和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误读与误评了。
笔者在2001年《Yellow Music》出版不久便取得该书仔细阅读，并在2002年夏天负笈英伦时又读了一次，Jones在书中第三章详细叙述了黎锦晖如何从儿童歌舞剧的创作开始，与新兴的唱片工业结合，进而发展出新形式的音乐，开创新媒体文化。更一反过去众人对黎氏为了商业利益而堕落的抨击，肯定了其在音乐发展上的成就，认为他实现了五四运动以来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理想——创造出具有西方长处而又有中国特色的音乐。然而，Jones从未提出黎锦晖的《毛毛雨》影响美国爵士乐的说法。吴剑指出“当年一位黑人乐手把黎锦晖的歌带回美国，影响了美国爵士乐的创作和传播”，这是没有的事。
吴剑所说的这位黑人乐手名叫Buck Clayton，原来在美国就在名爵士乐手贝西爵士(count Basie)的乐团里。他于1935年抵沪，1937年日军进占上海前返美。他所组织的乐团在逸园舞厅(Canidrom Dance Hall)因为演奏道地的美国爵士乐而在远东地区大大出名，但后来与前来挑衅的美国海军白人士兵发生冲突而离开只奏爵士乐的逸园，改去卡萨诺瓦舞厅(casa Nova)。由于该舞厅在当时也招待华人舞客，所以时常演奏华语流行歌曲，Clayton为了谋生必须学会这些歌曲。《YellowMusic》在绪论中引用了Clayton回忆录中的话，“我抓了些当时最流行的中国歌，经过几次排练后我们就能演奏得如同干了很长一段时间一样。除了有着不一样的音阶之外，中国的音乐和我们的没什么不同。不过反正可以用乐谱写出来，还是可以奏。”这段文字是全书惟一提到这位黑人乐手对中国流行歌曲看法的地方了，而这些歌曲具体上是哪些则未加说明。也许黎锦晖的作品在1935至1937年间有一定程度的流行，但此期间尚有许多其他作家的作品也颇受欢迎，Clayton指的到底是哪些，我们无法考据。就算他演奏的是《毛毛雨》，这段文字也并未提到这首歌对爵士乐的发展起到任何作用。
《Yellow Music》在第十五页提到Clayton回美国以后，跟贝西爵士乐团一起灌录了许多唱片，因为美国在保存音乐文化遗产上制度比较健全，这些老录音不但都被保存下来，而且大多数都已翻制成激光唱片了。笔者本身也是个爵士乐迷，在台湾时就常常跟着一群发烧友听爵士乐，对贝西爵士的作品不敢说了如指掌，但从未听闻其与Buck Clayton的历史录音中有任何《毛毛雨》风格的作品。笔者以为，以美国在学术界与音乐界本身对爵士乐研究资料丰富、论述著作众多的情形来说，如果中国流行歌曲对爵士乐的创作发展有这么大的影响，不可能在爵士乐发展史的任何一本书上都只字未提。《Yellow Music》的书皮背面还有一段文字值得我们注意，这是一段推荐该书的书评。“他[即作者AndrewJones]教导我们不但要听美国人如何影响中国流行音乐，Music也要看中国人怎么影响美国音乐。”这段文字只说明了作者治学态度严谨，旁征博引，中西材料相互比较，但并未表达出黎锦晖的《毛毛雨》影响了美国爵士乐创作。
吴剑引用Jones的著作无非是想提醒大家，千万不能忽略了黎锦晖在中国流行歌曲发展史上的贡献，这一点笔者完全赞同，但对学术著作内容的误读，与甚至在无中生有基础上的错误引用，笔者以为恐怕会在老歌爱好者当中造成更大的误会。特别是目前西方学术界正在纷纷关注此项课题的国际大背景之时。如英国有JonathanStock在学术期刊《Asian Music》上发表的《Reconsidering the Past：ZhouXuan and the Rehabilitation 0f EarlyTwentieth-Century Popular
Music》(1995)，谈周璇歌曲的再次发行；An-dreas Steen在《chime》上发表的《zhouXuan：When WiN the Gentleman ComBack Again》(1999)，从中国饮酒文化及“君”的概念，讨论《何日君再来》何以受欢迎、如何被禁唱、如何在亚洲传唱。在美国则有Andrew Jones的《Yel-low Music：Media Culture and ColonialModernity in the China Jazz Age》(2001)，这本书以黎锦晖及聂耳的创作为重心，探讨自上世纪20年代末歌舞音乐兴起到日军进占上海之前的媒体文化。我们对此课题更需采取慎重与科学的态度。因此，在此我必须根据书中实际内容提出说明，一方面还原学术论述原本面貌，一方面导正大家，以免日后有机会与外国朋友论及此事时贻笑大方
另外，吴剑在文章中强调，“黎锦晖在上海流行歌坛的辉煌成就至今无人能比”。如果从作品数量、同一时期里作品的演出频率、流行广度来看，黎氏当时是非常成功的，他被称为近代中国流行音乐开山祖师一点也不为过。但从歌曲寿命来说，无论是黎锦晖自己或是与他同时期的许如辉等人，都无法与上世纪40年代以后的后起之秀相提并论。笔者虽然现年方届三十，对老歌的了解只能来自文字与录音资料，无法得知究竟当年的真实情况为何，但对于哪些歌曲还能被不断传唱，哪些歌曲已经遭大多数人遗忘则非常清楚。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流行歌曲在中国台湾、香港以及东南亚地区因为社会及政治情况与中国大陆不同，未曾经历那段压抑的年代，因此五六十年来在这些区域都能较自由地流传。那些一直在大多数听众间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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