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9期

传统中国文人的“相如情结”

作者:汪文学




  世界文化史上,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偶像。偶像崇拜意识深入人心,逐渐积淀和凝练,便演绎成一种情结,成为影响日常生活的潜在意识。此种偶像情结,由个别发展到一般,进而成为社会中某一群体甚或全社会的自觉意识。比如,在传统中国,有全社会共同的“皇帝情结”,有道德家群体的“孔圣情结”,有文学家群体的“诗圣情结”。我想就文学家群体的“相如情结”作专题讨论,探讨它产生的文化背景和内涵,讨论其对传统中国文人的思想、行为所发生的影响。
  
  一
  
  司马相如,蜀郡成都人,西汉武帝时著名的辞赋家,著有《子虚上林赋》等。他一生中有两件大事,最为后人所称道或艳羡,亦为他本人所夸耀和自豪。其一,以一篇《子虚上林赋》让汉武帝有“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之叹,进而被召至京城,授职封官;其二,以超奇手段获得美艳文君和巨额嫁妆。汉魏以来的文人学士,由惊讶司马相如的独特经历,到艳羡司马相如的文采风流,到模仿崇拜司马相如,而最终积淀成一种在大部分传统文人学士心灵深处普遍存在的“相如情结”。
  无论是对司马相如的评价,还是对他所代表的赋体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有争议的。推崇者和指责者意见分歧甚大,而最为奇特的是,推崇者常常又是指责者,两者往往集于一身,仅仅有表达意见的时间或场所的不同而已。
  赋体,尤其是司马相如代表的大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所获致的评价,是相当特殊的。一方面,大赋铺张扬厉,纵横驰骋,是歌功颂德、呈祥示瑞的最佳文体,故而统治者出于润色鸿业之需要,提倡它,鼓励文人创作;而文人学士为了“帮忙”或“帮闲”以获取统治者的好感,亦穷心尽力地创作。所以,大赋虽盛行于汉代而衰败于魏晋以后,但其衰而不亡,其创作仍不绝如缕。其次,大赋创作之艰难,古代文体无有出其右者。天才如司马相如写作《子虚上林赋》,要“几百日而后成”;左思创作《三都赋》,费尽十余年的功夫;扬雄作赋,竟致体病,“梦五脏坠地”。大赋创作如此艰难,可它对文人又有相当的吸引力。因为它是古代诸种文体中最能展示渊博学识和艺术才华的体裁之一。
  另一方面,对于大赋的指斥,自汉代以来就从未停止过。比如在汉代,大赋便被指斥为“虚辞滥说”、“劝百讽一”,而唐宋以来的道德家和理学家,对其批评指责更是不遗余力,甚至是全盘否定。所以,在传统中国,文体有六(诗、文、赋、词、曲、小说)而正统有三(诗、文、赋),赋之一体虽与诗、文并居正统,但它在传统中国文人心目中的地位,则是居于正统与非正统之间。所以我们说它的地位是特殊的,甚至是奇特的。
  再说司马相如。人如其文,司马相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所获致的评价,也是相当特殊的,甚至是奇特的。相如之性情及其一生之经历,就犹如一篇大赋。其出使西南夷,为汉王朝的疆域扩张与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此间撰写的《喻巴蜀檄》、《难蜀父老》,表明他对大汉帝国的热爱,对“非常之人”汉武帝的钦仰与崇敬,是发自内心的,是真诚的。临终之际抱病草撰《封禅书》,亦体现了他对王朝的真诚和对政治的热情,是至死不渝的。在如此背景下理解《子虚上林赋》,其以铺张手段进行的歌功颂德,是可以获得同情和理解的,因为他是真诚的。真诚的颂赞与虚伪的奉承,不可等量齐观。同时,司马相如又是放纵的、夸诞的。他在道德家眼里常常是一个异端分子,其出使受金,琴挑私奔,临邛当垆近乎巧取,贪恋美色,都表现出夸诞与放纵的一面。然而,他的传奇经历,获得了后世文人学士的艳羡和崇拜。
  总之,相如其人其赋成为一个富于个性的矛盾体,所谓的传统中国文人的“相如情结”,便在这个矛盾体中产生。
  
  二
  
  对于传统中国文人来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时刻。或者说,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是婚姻和做官,二者构成了传统中国人“成家立业”的人生理想。
  在传统中国文人的这两件人生大事上,司马相如皆为之提供了一个神奇而浪漫的经典范例。
  先说“洞房花烛”。
  中国人讲结婚为“完婚”,意谓一个人只有通过婚姻才能达至人生之完整境界;儒家学者讲“治国平天下”,必以“修身齐家”为前提,亦重“齐家”之婚姻于人格健全之意义;或如辜鸿铭所谓,没有婚姻家庭的爱国者只能被称作“强盗爱国者”。因此,经历洞房花烛是实现健全人格和完整人生的必要条件。但是,在传统社会婚姻中渗透着非常浓厚的功利色彩,联姻方式是父母之命与媒妁之言,联姻目的是广家族与繁子孙。即男女双方皆本着社会使命和家族责任,经历洞房花烛,体验夫妻生活。
  相如与文君之婚姻一反传统模式,它抛弃了社会使命和家族责任,是基于爱情的结合,是才色之恋,极富浪漫精神和传奇色彩。其“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一见钟情。相如文君是典型的一见钟情,准确地说,是“一闻”而非“一见”,此为一奇。其二,是“以琴心挑之”的传情方式。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是以文人特有的艺术化、审美化的手段传情达意。一“挑”字,当然足见司马迁用词之精妙,但亦颇能准确传神地展现司马相如的浪漫风流。其三,是才色之恋。传统婚姻讲门当户对。“家徒四壁立”的司马相如吸引卓文君的不是门户,而是才情;豪商出身的卓文君吸引司马相如的不是财物,而是美色。故《西京杂记》卷二载:“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其四,是私奔。传统婚姻讲名媒正娶,以仪式形式确定婚姻双方的名分,见证婚姻的合法性质。而相如文君不求名分,不论是否合法,一任激情之自然流露,极具浪漫精神。其五,是临邛当垆,以近乎巧取的方式获得巨额嫁妆,此虽为道德家所不齿,却奠定了相如文君浪漫爱情生活的物质基础。
  相如文君之婚姻爱情有此五奇,故其浪漫精神和传奇色彩特别显著,在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皆有比较重要的影响。它作为传统中国人的两大爱情理想模式(才子佳人和英雄美人)之一——才子佳人——的原型,不仅为后来才子佳人的谈情说爱树立了一个典范,而且传载此事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也成为唐宋以来才子佳人爱情小说所仿效的一个范本。现实生活中并没有那么多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可我们的古代小说家却编撰了如此丰富的才子佳人的爱情小说。作者的热心创作和读者的热情阅读,其所呈现出来的社会心理,是文人对现实婚姻的不满足和对理想爱情的向往。从向往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到追捧才子佳人的爱情小说,归根结底,就是对相如文君的追慕与向往,就是作者和读者的心灵深处,皆有一种深深的“相如情结”。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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