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10期
一本杂志应持的立场
作者：张桂华
从一个人可以看一个时代，只要这个人处于时代聚光点下，拉出了长长的身影；从一本杂志可以透视一段历史，只要这本杂志与历史同进退，折射出历史的身影和沧桑。
不是什么人都能担当此类角色的，这需要个人特质，还需要时势因缘，只有当两者在交叉点上遇合，才可能成就一时代的英雄人物。自然，也不是什么杂志都能成为历史影本副本的，这里需要的条件就更多了。对一本思想文化杂志而言，至少需要明确的宗旨和方针，需要办刊人的坚守操持，需要长远的眼光、宏大的抱负，也需要有宽忍的胸襟和灵活处置的应对手段，如此才可能较为完整地保存和反映历史的风云翻卷、水色山光。
纵观20世纪中国百年史，当得起如此分量的杂志是不多的，岂止不多，实在是极其稀少，许多杂志非失之偏即失之简，可风行于一时却难继以长久。然而，《东方》杂志是称得上如此分量的一本杂志。
二
历史纵切，时代横断，无论对一个人还是一本杂志，都是施展抱负的舞台场景。如何在有限场景中做长远功业，是学问也是艺术。不过，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时空条件，对一本杂志似乎不像对一个人那么苛刻，稍纵即逝，抓不住万一的机遇，过去了也就永远过去了。
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前四分之一世纪，中国社会开始向现代化艰难转型，这为各类主义和思想的竞争角逐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从容的时段，一本杂志如何应对，相比于其前其后拥有广阔得多的自主选择和回旋的余地。它可以引领潮流，掀起巨浪大波做弄潮儿，如民国初期的《新青年》；它可以推波助澜，发一代之新声，如北大学生的《新潮》；它也可以逆势行舟以挽狂澜于既倒，如隐然以传统中流砥柱自喻自励自慰的《甲寅》《学衡》。再往后十余二十年，文化人亦可以思出其位或思不出其位，勇于担当或不自量力，批评或进言，挞伐或献策，总之企图或企求影响时势的进展，如《观察》如《战国策》。可叹此时已非彼时，结果是大不妙，碰了一鼻子灰，无论哪一面都不讨好。还有呢，就是《东方》杂志，沉稳持重，优游有度，不张扬不躁进，“固守着理性、宽容、多元、渐进、调和等基本价值观念”，不求一时之畅快但求行之以久远，在喧嚣激荡的时空“构造了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公共空间”(《宽容与理性》序，以下所引该书仅注页码)。
孰轻孰重?哪一种选择哪一种路径更好呢?在当年在当下?
这真是很难评断的事。
风行于一时有一时之功用，行之以久远有久远之影响，主义和思想与学术的视点有别，官方尺度和民间取舍也多有不同。意识形态极度夸张之时，一切非主流自是悄无声息，或有不公；思想宽松学术自由之后，以往压抑的反弹，沉潜的崛起，又像是形成新一轮的偏差。不过，有一点似成规律，叱咤风云耀眼一时的，或许是集中闪亮的消耗过大过度，难得久远，而取中庸稳健立场的，却往往愈后愈觉得意味隽永悠长。可以有把握地说，虽然《东方》杂志存立之时并不是一意中庸以求之长远，但今天回首，能最全面完整反映20世纪前半叶思想文化的演变，还非《东方》不属。这是其他哪一种杂志都难以比肩的。“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各个学术领域的佼佼者无不在它上面留下了声音，中国思想界的每一次波动无不在它上面存有痕迹，它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史的一个见证物”(第1页)。
《东方》办刊半个世纪，是20世纪上半叶办刊时间最长的综合性思想文化杂志，可资介绍、评价的东西可谓多矣，从这部研究专著概括的若干主题即可见一斑：政治秩序转换中的理性主义、社会变革进程中的渐进主义、纳人世界格局中的民族主义、中西文化冲突中的调和主义、新旧文学嬗变中的现实主义、古今学术流变中的进步主义等等。
面对杂志庞博浩瀚的言论，作者以年代为经，以主题为纬，参照各时段的思想背景，从中寻绎出了一条足以概括《东方》精神理念且贯彻始终的基本线索。经过近十年的研读审思，作者最终提取的《东方》办刊精神就是：宽容和理性。
三
回想五四前后，“德”“赛”两先生刚引进国门之时，宽容似乎不合时宜，持宽容——而非中庸——立场的思想文化杂志几乎没有。当其时，多的是同人杂志、新颖理论和呼啸猛进的声势，如陈独秀所谓“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这显然时势使然，不得不如此。推陈须用大力，矫枉必须过正，否则无法出新，无法使新思想新观念散播流传开去。
如此气氛下，《东方》如何实施其宽容的主张和理念呢?
据作者统计，“从1904～1919年《东方》(第一～十六卷)共刊发各类小说达30篇，其中翻译小说25篇，创作小说5篇……从翻译小说的译本情况看，英国的有8篇之多，另外法国5篇，美国3篇，日本、俄国各2篇，出处不明者4篇”(第296页)。所译有大仲马、莫泊桑、高尔基、托尔斯泰等人的小说以及《天方夜谭》等传奇故事，这是来源之广。杂志所设小说类型计有“侦探”、“立志”、“理想”、“社会”、“种族”、“哲学”、“科学”、“言情”等十多种，这是种类之多。这些新型小说，已不是“烟粉”、“灵怪”、“公案”、“传奇”等宋明清小说类别所能包容的了。
小说之外，文学栏目的设置更是宽泛，博采广收，现代作品之外，辟有刊载传统诗话、词话、序跋的“文苑”，很长一段时间，栏目每期刊载同光体诗人郑孝胥、陈宝琛、陈三立三人的唱和之作。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陈衍《石遗室诗话》、蒋瑞藻《小说考证》等古典文学研究名作，也首先刊载于此。“尽管新旧并存、古今兼容的文学态度遭到了当时新文化健将们的嘲讽与责难，但《东方》在文学转型的大潮中没有随波逐流，前行中有所回望，远离中带着一丝眷恋，这种集开进与稳健于一身的品性正是其魅力之所在”(第304页)。
小说、文学如此，其他有关文化、政治秩序、社会变革的立场也同样。一份杂志如此取材，是否会有毫无统系、无所不包的大杂烩之嫌?这也是当年不少人对《东方》的批评。《东方》的态度则是，无论甲说乙说，一律平等对待之。甲说有甲说的道理，乙说有乙说的道理。将两方各自所提供的道理完整地加以呈现，真相可能也就离之不远了。
这种思想的多元态度是明智的，它不是被动地模棱两可或一味调和，而是以提供不同事实和道理让人们选择。但这种态度在《东方》只是经验的，非理论的，或许是借鉴历史经验之后的平实稳健，却未上升到哲学认识的境界。宽容的合理性和在现实中的必要性，作者今天从学理上进行了更深刻也更准确的解说：“多元的学术认识论建立在思想启蒙的基本伦理原则——宽容这个基础之上，诚如卡尔·波普尔所言，认识论上的多元论与伦理上的宽容原则内在是一致的，它们都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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