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10期

非典型的学术批评与典型的学术生态

作者:胡 勇




  今年上半年曾一度轰动舆论的“粗口教授”事件最后以一方当事人的勉强道歉而收场,然后就像很多充满娱乐色彩的公共事件一样不了了之并迅速为人所淡忘。海水退去的沙滩上,除了公众的喧嚣和评论家的口水外,似乎应该留有值得捡拾的贝壳。笔者旧事重提,并非搬弄是非,只是希望学界中人不要白白错过了这个标本的典型意义。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钟华发表在《文艺研究》2007年第11期上的一篇书评竟然让被批评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季广茂在博客上对钟华“大爆粗口”。笔者登陆季教授的博客时,那些不堪入目的文字已经被删除,季教授本人也已经向学界表达了歉意(其中并不包括钟华)。究竟是什么样的学术批评让这位研究文艺学的地地道道的文化人竟然做出这种斯文扫地、贻笑大方的举动呢?
  笔者抱着好奇心特意从期刊网上下载了钟教授的书评文章。说实话,笔者没有拜读过季教授的大作,而且笔者的专业和两位教授的也相隔十万八千里。根据季教授的标准,在下实在是没有能力和资质对季教授的大作和钟教授的批评发表任何专业意见。但是,笔者自恃也接受过学术训练,也撰写和发表过书评,所以也斗胆来凑凑热闹,发表一孔之见。
  钟教授的书评乍一看是很规范的学术批评,条分缕析,有理有据。但是仔细拜读后才愕然发现,对于学术界来说这竟是一篇和季教授在网络上大爆粗口同样惊世骇俗的“非典型”的学术批评。钟教授的书评洋洋洒洒一万多字,对季教授“呕心沥血”的成果竟然没有一个字的肯定,甚至连一点廉价的客套话都没有。钟教授首先批评季教授的研究范式不知所云,然后历数了作品内容的“七大罪状”,最后干脆脱离文本直接质疑季教授的学术能力和品质,甚至直言季教授的作品根本达不到出版的资格。这哪里是一篇书评?简直就是一篇宣布季教授作品“死刑”的判决书!对一个自称视学术为生命、甚至为捍卫“学问”不惜辱没斯文的学者来说,确实没有什么比这样的“学术批评”更加令人难以忍受了。在学者们养尊处优,学术批评已经慢慢蜕变为“学术表扬”的当代中国学术界,钟教授这样丝毫不留情面,全盘否定式的批评当然会引起轩然大波,以至于季教授大发“诛心之论”——这根本不是学术批评,而是“有策划”地向他“泼粪”。
  学术批评本来属于正常的学术交流,是学术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没有学术批评,特别是高质量的学术批评,学术界就容易自满,就会固步自封。所以在学术发展史上,学术批评,尤其是高质量的论战往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以笔者较为熟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来说,贯穿学科发展史的就是三场大的论战(理想主义Vs现实主义、行为主义VS传统主义、新现实主义vs新自由主义),直至今天主流理论和非主流理论还在不断较劲。在这个过程中,虽然论敌之间有时候也会有尖刻的语言,但是很少对对方的作品全盘否定或者质疑对方的学术能力和品质,更不会发生因为遭到批评就肆意辱骂对方的事情。在笔者看来,学术批评的良性发展有三个很重要的前提:第一,对批评的对象有客观公正的评价,敢于肯定批评对象的学术贡献。如果只是一味地吹捧,那就丧失了学术批评的本义。如果完全否定,一棍子打死,认为没有任何学术价值,那根本也就不需要学者耗费时间和精力为“学术垃圾”撰写什么书评了。以国内知识界耳熟能详的“文明冲突论”为例,自1992年“文明冲突论”问世以来就不断遭遇到学术界的激烈批评。曾经有出版社将国内学者的批评结集出版,学者们的批评可谓五花八门,但是没有人否认亨廷顿的这个研究范式是一项重要的学术贡献。第二,学术批评需要互动,允许被批评者进行辩解,允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否则学术批评就可能沦为学术霸权的话语工具。1986年基欧汉(R0bert keohane)主编了《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者》(NeroM-ism and its Critics)的论文集,邀请持不同观点的学者进行辩论。尽管基欧汉本人就是新现实主义的批评者,但还是在书的最后为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华尔兹留下了辩解和回应的空间。这次大辩论也就成为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史上重要的一页。第三,学术批评是有边界的,应该就文本论文本,不宜对被批评者的学术操守随意发表意见,更不宜就此评判被批评者的人格。否则会降低学术批评的学术性,招致不必要的麻烦。同样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例,批评者可以质疑他的观点和论据,但是显然不可以据此质疑甚至否定他的学术能力和品质。学术质量的优劣和学者人格的高下不宜混为一谈。钟教授的书评既违反了国内学界“学术表扬”的潜规则,也不符合学术批评良性发展的要求,实在是一篇“非典型”的学术批评。当然,发表钟教授文章的《文艺研究》编辑部对于这场风波也难辞其咎。在笔者看来,发表钟教授这种“非典型”的书评理应慎重,至少可以在发表之前将文章与被批评者见面,甚至可以考虑邀请季教授撰写反批评的文章,与钟教授的批评文章同时发表。这样不但可能避免一场不必要的风波,或许还能推进相关问题研究的进步,从而达到学术批评的真正目的。
  虽然季教授已经偃旗息鼓,但是学术批评演变为公共事件还是给季教授本人乃至整个学术界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网民们大多对季教授嗤之以鼻,学界中人则多痛心疾首,直陈这场风波暴露了中国学者的病灶——“一捧就笑,一骂就跳”。这个评价实在是入木三分!笔者关注这一风波多时,也搜集了相关的资料,包括舆论对季教授的批评,特别登陆了季教授的博客,以求兼听则明。笔者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非典型的学术批评暴露的是国内学界典型的学术生态。这一学术生态的“灾难”之处主要是学术等级制下的话语霸权和学界同行评价体制的缺失。
  细读季教授与媒体的对话可以发现,真正让季教授耿耿于怀的还不是钟教授的文章本身,而是公开发表这篇文章的《文艺研究》。“我国的国家级文艺杂志只有两家,一个是《文学评论》,一个是《文艺研究》。在《文艺研究》这么重要的一个杂志上发表这种完全无中生有,恶意中伤的文章,对于一个把学术研究作为惟一的生存依据的学者来说伤害太深”(季广茂答《新京报》记者,2008年2月28日)。“他对自己骂人的解释始终只有一个,即:钟华在国家一级学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恶意书评,玷污了他的学问,给他的杀伤力巨大。同时,他认为钟华不具有资质”(《京华时报》2008年3月3日)。由此看来,钟教授书评的力量还是其次的,真正具有杀伤力的是《文艺研究》,后者才是季教授真正无法言说的梦魇。如果钟教授只是在一个一般的刊物上发表批评季教授的文章,即使文字再苛刻,功成名就的季教授很可能对此付诸一笑,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人写了这么一篇文章。但是《文艺研究》就不一样了,它是仅有的两家国家级的刊物之一,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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