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12期

家庭主妇:推动日本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作者:胡 澎

找到正式工作。她们又期望能有自己的事业,于是,摸索和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工作方式——劳动者自主合作社(Worker's Collective),就是由会员自己出资、自己经营、自己作为劳动者的一种劳动经营实体。劳动者自主合作社不以盈利为目的,会员之间也不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她们更像是事业伙伴、是姐妹。
  2005年生活俱乐部有582家劳动者自主合作社,涉及福利、餐饮、店铺经营、编辑策划、肥皂厂、物业等各领域,其中与福利相关的事业占一半以上。合作社种类繁多,有社区小吃店、旧货店、面包房、第三世界物产店、为老年人和残疾人开办的互助社、食品外卖店、盒饭店、儿童保育所、快递公司等。
  劳动者自主合作社与一般小公司的最大区别在于:经营目的不是利润至上,而是提供物品和服务,解决社区中存在的问题。会员们都希望通过劳动获得经济自立,又为社区做贡献。生活俱乐部、劳动者自主合作社以一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方式劳动,希望通过人与人之间互帮互助来创造一种新型的社区。这一新型的劳动方式也是一种非常适合家庭主妇的新的工作方式,使得主妇们既能够取得经济自立,又能兼顾家庭,还能在社区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1982年,生活俱乐部诞生第一个劳动者协同组合性质的店铺,之后这类店铺发展得非常迅速。在店铺里,附近居民可以买到新鲜、安全的蔬菜、鲜鱼、指定产地和指定饲养方法饲养的猪肉、牛肉、鸡肉等食品。店铺里所用的调味品、牛奶的瓶子、装鸡蛋的盒子均可反复使用,大大减少了垃圾量。
  为了对应当今日本社会面临的少子老龄化现状,生活俱乐部还在社区成立了托老所、老人之家、托儿所等各式各样的社区福利法人和非营利组织,对需要家务劳动的家庭提供服务,对需要照顾老人的家庭提供帮助,对双职工家庭的育儿提供支援。生活俱乐部无论目标还是日常活动都与生活密切相关,与社区居民的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得到了社区居民的广泛支持和参与。她们创建这一新型工作方式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生活便利的、宜居型社区社会。
  
  代理人运动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活俱乐部的主妇们在生活中发现政治和行政中的问题,随之产生了变革社会的愿望。生活俱乐部也逐渐从生活领域走向了政治领域,在这样的背景下,“代理人运动”应运而生。
  代理人运动就是生活俱乐部推举自己的会员作为“代理人”参与地方议会议员竞选的活动。这里,代理人不仅仅是生活俱乐部的代理人,也是站在广泛的市民立场上、将市民的声音传达到议会的市民的代理人。代理人运动的政治运动口号是“生命、生活与政治相连”。1977年东京都议会选举时,东京练马区生活俱乐部将关町支部委员长土屋正枝拥立为候选人,参与竞选。她的竞选口号是“一起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虽然落选了,但这次参与竞选是代理人运动的首次尝试。为了推进代理人运动,练马区几位有政治抱负的成员结成了政治团体——“生活者小组”。在1979年的统一地方选举中,“生活者小组”推荐的候选人片野令子胜出,练马区首次诞生了生活俱乐部的议员。之后,代理人运动向其他地区辐射,扩展到神奈川、千叶、琦玉和首都圈的全部以及北海道、长野等生活俱乐部事业所覆盖的主要地区,相当多的有志于政治的妇女作为代理人走上了参政道路。
  代理人运动不但挑战了男性中心的政党政治,还开辟了一条主妇参与地方政治和行政新的道路。主妇们通过直接参与、通过日常活动来变革行政和政治中的弊端与不足。
  生活俱乐部的会员们认识到议会上讨论和决定的法律、条例涉及衣、食、住、医疗、护理等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自己的生活就是由这些法律、条例所左右的。要想将市民的声音反映到政治中,必须亲自参与政治、变革政治。例如,20世纪80年代,家长们发现学校为孩子们提供的午餐存在诸多问题。于是,町田市的会员们与其他市民团体合作,发起了请愿运动。1981年秋,当时约19万人口的町田市征集到17206个签名,提交到町田议会,最终使学校集中供餐状况得到了改善。还有1989年的食品安全条例直接请求活动、1993年的市民活动推进立法请求活动、1997年的转基因食品对策请愿签名活动、1998年环境荷尔蒙对策请愿签名活动、2002年请求停止爱知县转基因水稻的研究与开发签名活动、2003年请求停止岩手县和北海道转基因水稻开发的签名活动等,都在不同领域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主妇们是从“生活者”的视角发现周边生活、地方政治、行政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弊端而产生变革政治的要求的。这使得生活范畴的问题作为政治问题登上了政治舞台,促使日本政治贴近生活。
  事实证明,主妇们的政治参与的确起到了一定作用。如1989年,生活俱乐部和其他市民组织一起,开展了55万签名的要求制定《食品安全条例》的直接请求运动。虽被否决,但却促使东京都从行政上强化了食品安全管理。经过生活俱乐部等团体15年的不间断努力,2004年3月东京都议会终于通过了东京都首次确保食品安全的条例——《食品安全条例》,之后又推动国家制定并出台了《食品安全基本法》,设置了食品安全委员会等。
  当会员们看到一些提案在议会上受阻、成为一纸废案时,考虑仅仅提案是不够的,还应成立反映民意的政党。地区性政党东京生活者网络的诞生就是一次这样的尝试,东京生活者网络积极推举出自己的候选人参与地方议会选举。1983年统一地方议会选举中,除练马区以外,杉并区、多摩市、神奈川的代理人都有当选。在1999年统一地方选举中,东京生活者网络产生了57位东京都、市、区议会议员。2007年地方议会选举中,东京都议会有一人当选,区议会选举中20位候选人有19位当选,市议会选举中,28位候选人中有26位当选,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
  
  推动日本社会变革
  
  从生活俱乐部到劳动者自主合作社、再到代理人运动,这一连串的活动构成了变革日本社会的“生活者运动”,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一社会运动从始至终都是由家庭主妇参与并推动的。人们不禁会产生疑问:在日本这样一个男女性别分工依然存在、且女性地位有待提高的社会,主妇们在兼顾贤妻良母角色的同时,又在民间团体、在社区、在日常生活中作为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悄然改变着日本社会。她们的行动和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妇女运动有着怎样的相同与不同呢?
  解答这一疑问,首先要从分析她们参与生活俱乐部活动的初衷人手。主妇们参与运动的出发点是要过一种安全的、健康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与人相互关爱的生活。她们加入生活俱乐部后,开阔了视野,提高了素

[1]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