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12期
塬上一声喊
作者：陈幼民
如果这喊是扯破了喉咙的瞎喊，自然不值得说。陕北人在长期的实践中，把呐喊发展得有声有色，有腔有调，几乎与歌相似。比如这山上的人要和那山对话，先拉一个长声“呜——”。这声音就像箭似地射过去，对方接到并应了，才开始说话。这很像有些歌曲开始时的引子，或者戏曲中的叫板。你无论是在山上还是村里，时常都能听到这在空中飞来飞去的声音。比如说清早，太阳还没出来，在炕上就听见队长在村头喊：“搂——早——咧——”，这一嗓子就能把夜幕退去，逼得你从被窝里钻出来，赶快跟上队长的步伐，否则连在哪块地里干活都不知道。到了快吃饭的时候，队长又冲着村子喊：“呜——柱子家的——叫你老汉把饭——送过来——”对面听到了，也是一声呼哨：“解下咧——”不一会就见柱子挑着担子出了村。
男人们是呐喊的主体，尤其是那帮后生，若是在山上干活，远远地望见路上走过来一个穿红袄的婆姨，便高一声低一声地喊叫起来：“呜——那是谁家婆姨——累不累呀——快过来歇会儿吧——”把人家羞得一溜小跑没了影儿。
相比之下，女人们就显得规矩了许多。但也有例外，尤其是到傍晚吃饭的时候，婆姨们常会站在窑畔上招呼自己的孩子，刚开始还是像唱歌般的动听，若是喊了半天还不见回音，婆姨急了也会骂起来：“海娃子——你狗日的钻到哪坷咧——!”我听了觉得好笑，这等骂人的话别人说得，对亲生的娃儿却万万说不得，否则将置自己于何地。想必是气昏了头，将这日常的脏话拿来便用，哪里顾得许多。
脏话不好听，婆姨们的叫喊却有好听的。且不说她们在地头与挑衅者的戏谑，就连哭丧都让人荡气回肠。当然，说人家哭丧好听有点不近人情，但陕北的哭丧调被专家们演绎成传遍全国的乐曲也是事实。村上的长辈死了，亲戚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奔丧，婆姨们一进村口就开始哭叫起来，她们用白手帕捂住脸，高一声低一声地叫道：“哎呀我那苦命的——丢下我可咋过呀——”这声音在村庄的上空久久地盘旋，给山圪崂染上了悲剧的色彩。
其实这还只是序曲，待人人了土，在新起的坟堆前，正式的哭丧才开始。我相信每一个听过婆姨们哭坟的人都会被打动，说是哭，其实是唱，有叙事，有拖腔，有高亢，有低回，就连哽咽也在节奏中，一板一眼，就像戏剧中的咏叹调，一波三折，滔滔不绝，直唱得山川变色，天地动容。我不知道这种唱法是否有人传授，好像陕北的婆姨们天生就会这种本事，平日里少言寡语的她们，一跪在坟前，张口就是这种腔调。陕北的生活困苦，婆姨们更是备受压抑，劳务的繁重，婚姻的不如意，都郁结在心里。她们成天围着灶台转，没有机会像男人那样，站在山梁上吼信天游，把满腹的心事让风吹了去，婆姨们在哭诉死者时如此悲切，想必也把它当成了一个难得的宣泄机会，将自己的种种委屈向着老天倾诉。
招呼人得喊，招呼牲口更得喊，拦羊的汉子把羊撕了满坡，往回收的时候，拦羊铲撇出的土块伴着呐喊准确地落在头羊的跟前，让它乖乖地拐向回村的路。赶牲灵的人也有一整套吆喝的口令，比如赶着队里的驴到山上送粪，是不用鞭子的，上坡使劲，下坡缓行，什么时候拐弯，什么时候停下，全凭吆喝指挥。这是个热闹的活儿，隔着老远就听见人叫唤，比那驴的声音还大。
队里嗓门最大的是老根，他个头不高，长着一身结实的疙瘩肉，脖子粗粗的，几乎和脑袋相等，清晨他在对面山上耕地，一声声的吆喝传过来，全村都能听见。陕北人吆喝牲口是连说带骂，老根的骂法也和别人不同，他嫌牛走得慢，便挥着鞭喝道：“你个辰些，得咧——得咧——像个阉驴球!”我记得当时我把喝进嘴的一口水全都喷了出去，天晓得他是怎么想到那地方去的。我想他如果生活在关中，绝对是个唱秦腔的好材料，那嗓音透亮，高亢，按城里的说法是带着一股金属音儿。
说起来，老根的声音还救过我一次。那是一个初春的日子，我跑到远离村庄的水道梁去打柴，由于只顾埋头挥镢劈砍，却没注意到红日西沉，待两捆柴收拾停当，天已大黑，是夜无月，四野黑漆漆的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我不禁慌了神，山路崎岖，坡陡崖多，怎生摸得回去。正惶恐间，远远的听到老根呼喊我的声音，这是我有生以来听到的最亲切的招呼：“学生家——往这达走啊——”茫茫夜色好像透出了一丝光亮，变得不那么恐怖。凭着他指引的方向，我终于踏上了回村的正道。
老根不仅声音好，“苦”也好，地里的活儿样样拿得起来，使犁将耱，锄草割麦，从没落在人后边。窑里院里也收拾得利利索索，猪有猪圈，鸡有鸡窝，一看就是个会过光景的人家。所以，老根在村里，是很有威望的一个人。
其实，最让老根自豪的，并不是被人称道的活计，而是他的三小子。老根的前两个儿子没怎么读过书，早早地跟着父亲上山干活，唯独这老三，自小就聪明，从小学念到初中，功课一直不错。赶上“文革”休了学，回到生产队务农。小三子读过书，言语间透着文气，和知青们交往更多一些。不久，铜川那边的厂子来招工，一眼便相中了他。自此，老根在村里更是风光无限，人们见了面，总要先问上几句小三子的近况，顺便啧啧地赞上几句，把老根乐得嘴都合不拢。老根还专门跑到南边的工厂看了一回，这在村里是件稀罕事，因为陕北的受苦人很少有机会能到外边去走走。田间地头，人们围着老根问这问那。老根脸上放着光，言语中还不时蹦出几个新名词，显得时髦了许多。
小三子走后不久，我也去了延安的汽车修理厂。一年后，我寻了个倒休的时间回村去探望，多日不见，和同学们自然是亲热异常，老乡们也是挤了一窑，问长问短地说个不停，但没见老根，第二天在窑前碰到了，却是让我大吃一惊。这老根像是变了一个人，原来黑黑的头发变得花白，腰也驼了，眼神里透着一股悲戚的光，和我对视了一下，就马上转开了去。更不可思议的是，老根的嗓子变得嘶哑了，声音只在喉咙深处滚着，像被干面噎着似的。我问同学老单是怎么回事，老单叹了口气说道，他家的小三子死了。我更加吃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么一个活蹦乱跳的小伙子，怎么说没就没了呢?从老单的叙述中，我才了解了事情的原委。
小三子所在的工厂，建在一条大山沟里，前后还有几个厂，顺着沟延伸。厂与厂之间，有公路和铁路连接。这里的年轻人出行，很少买票乘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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