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进一步,中国人退一步



  祖先崇拜在本质上是充满了灵性的,可是再优秀的细胞都可能堕落成致命的癌,灵性有时候也难免堕落成僵尸。祖先崇拜遂一步栽下楼梯,成了对僵尸的迷恋。孔丘先生是驱使祖先崇拜跟政治结合的第一人,那就是有名的“托古改制”,“古”跟“祖先”化合为一,这是降临到中华民族头上最早最先的灾祸。孙观汉先生曾在《菜园里的心痕》中对此生出很大的困惑,盖外国人遇事都是进一步想的,中国人遇事却退一步想。呜呼,“退一步”,这正是儒家那种对权势绝对驯服的明哲保身哲学。其实,“退一步”只不过是果实而已,在孔丘 

  先生当时,这种思想已经十分浓厚,他阁下对社会的不平、政治的黑暗、人民的疾苦,都有深切同情,而且也有其解决的方法,不过他的解决方法不是努力“向前看”,不是提出一个新的时代方案,而是努力“向后看”、“向古看”、“向祖先看”、“向僵尸看”,看三皇、看五帝、看尧舜、看周文王。他的本意可能只是画一张蓝图挂到祖先的尊脸上,以便当权派有个最高榜样。但这种本意被时间冲淡,也被酱缸蛆曲解。于是,“古”也者,就成了黄水直流的香港脚,无论干啥,如果不捏捏该脚,就不算搔到痒处。必须捏得龇牙咧嘴,又唉又哼又哎哟,才是真本领,才算舒服得没啥可说。死祖先进而化成活僵尸,不但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成了万能的百事通,而且还忠勇俱备、品学并臻。道德高涨时,一辈子连女人都不看一眼,每天呆坐如木瓜,啥都不敢想,要想也只是想“道”(好像听哪个酱缸蛆说过,孔丘先生到死都是个童身,真是守身如玉,可为万世法者也)。

  对僵尸迷恋的第一个现象是:“古时候啥都有。”凡是现代的东西,古时候都有,原子弹有,辐射线有,飞机大炮有,汽车有,民主有,共和政治有,砍杀尔有,拉稀屎有,人造卫星有,公鸡下蛋有,脱裤子放屁有,西服革履有,阿哥哥舞有,迷你裙有,等等等等,反正啥都“古已有之”,无往而不“有”。只要你能出一个题,酱缸蛆都能写出一大串古时候都“有”的典故。既然啥都有啦,潜移默化,中华民族遂成了一个肤浅和虚骄的民族,盖你那些玩意都是俺老祖宗搞过的,有啥了不起?自己搬块大石头挡住自己的去路,只好在自己的太虚幻境里,闭着尊眼,猛想美女如云。

  ──闭着尊眼猛想美女如云,是一种“意淫”,说这话还是“直八哲学”,如果说老实话,对僵尸的迷恋简直是一种他妈的手淫,更要斫丧元气。

  第二个现象比第一个现象还要使人怒发冲冠,那就是:“古时候啥都好。”仅只啥都“有”不稀奇,必须啥都“好”,才算够水准。这种畸形观念,大概秦王朝统一中国时就很严重,惹得皇帝老爷嬴政先生一肚子火,再加上宰相李斯先生直打小报告,于是陡起杀机。呜呼,柏杨先生可不是拍巴掌赞成焚书坑儒,而只是说“古时候啥都好”的毛病也是“古已有之”,并不是最近才抬头的新兴势力。两千年来,不要说是一种思想,像硝镪水一样侵蚀着灵性,就是一天只滴一滴水,也能把喜马拉雅山滴出窟窿。

  所谓“好”,似乎不是指东西好,大概再伟大的酱缸蛆,都不好意思说穿草鞋比穿皮鞋好,用丈八蛇矛比用机关枪好,骑牛骑驴比开汽车坐飞机好。所以,古时候啥都好者,可能限于四个节目(但这四个节目却是大节目,已够中国人奄奄一息),该四个节目者,曰“人好”、“事好”、“书好”、“名好”。夫“人好”者,不用介绍,大家的口头禅就是“人心不古”,这口头禅真是口头禅,只要有人稍微碰他一下,这口头禅就会像吃了屁豆似地立刻放之。既没有经过大脑,也没有经过心脏。盖他阁下已一口咬定古人都好得顶了尖,不但不会坑他骗他,甚至当他坑了古人骗了古人的时候,古人还要温柔敦厚地向他献旗感恩。古时候的好人说起来车载斗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连孔丘先生都服帖的,莫过于唐尧帝伊祁放勋先生,他连国家元首都不干,而把宝座像烫山芋似的抛给姚重华先生。姚重华先生也是好人大学堂毕业的,在干了四十八年帝王后,又把那玩意抛给姒文命先生。然而他们还不算了不起,了不起的是许由先生,一听说有人教他当皇帝,就好像谁向他念了三字经“干你娘”,赶忙跑到亚马逊河,把耳朵洗了个干净。

  权力是有毒的,当权派当得久啦,免不了就要中毒。古时帝王,大概跟日月潭毛王爷差不多,一个部落的酋长,到了夏王朝,多少建立起来一点规范,开始有点舒服,于是姒文命先生进了棺材后,他的儿子姒启先生就硬是不肯放。这未免使酱缸蛆脸上没有光彩,只好用文字诈欺战术,硬说小民非跟着他走不可。姬发先生父子起兵叛变,把殷纣帝子受辛先生活活烧死,如果依照酱缸蛆的原则和逻辑,这种行为实在该入十八层地狱吃阎王老爷的屎,可是古人既然都是好的,而孔丘先生又在他们父子尊脸上抹了金,就不得不也靠文字诈欺战术。孟轲先生就很文艺化地说他阁下向东征时,西边的小民就怨啦,曰:“为啥不先来打我们呀。”向南征时,北边的小民也怨啦,曰:“为啥不先来打我们呀。”听起来真是悦耳,盖古人既都妙不可言,就索性让他妙到台风眼里吧。

  古时候的“人”既然都“好”,则古时候的人干出的“事”,像法令规章之类,自然也都好得不像话,碰都不能碰。如果胆大包天,想改它一改,就像一枪扎到酱缸蛆的屁眼里,听他号声震天吧。王安石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兼思想家,那个纸糊的宋王朝,如果不是他大力整顿,恐怕早亡了国──早亡给西夏帝国,还轮到金帝国动刀动枪?王安石先生曾说过一句冲击力很强的话曰:“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这对酱缸蛆真是个致命的一扎,所以酱缸蛆屁眼红肿之余,便把他恨入骨髓(有一点可供读者老爷参考的,凡是抨击王安 

  石先生最烈,或对王安石先生的人格或私生活最污蔑栽赃的,用不着调查,我老人家敢跟你赌一块钱,他准是条大号酱缸蛆)。他阁下最后仍大败而归,实在是酱缸蛆太多,难以抵挡。

  在历史上,“祖宗家法”成了猪八戒先生的五齿耙,对任何改革,用五齿耙当头一筑,就能把人筑出脑门痈。呜呼,现在学堂里,都是学生坐着听,教习站着讲,盖学生太多,而且一天站上五六个小时,真能站成香港脚。而古时候私垫,却硬是教习坐着讲,学生站着听。这是我们这个自吹为礼义之邦的规矩,可是这规矩到了宫廷那种兽性多人性少的地方,就变了花样。却是皇帝学生孤零零一个人坐着听,大臣教习呆愣愣一个人站着讲。宋王朝时,韩维先生曾建议教习也应该坐,这请求并不过分,可是想不到喝尿分子刘邠先生马上反对。后来程颐先生也建议教习该坐上一坐(他阁下虽然也是一个酱缸蛆,却为了自私,倒也明白了一阵),闹嚷嚷了一阵,屁股仍没着落。盖这玩意是祖传的家法,动不得也。

  这只不过是屁例子,比屁还大的例子多矣多矣,中国专制政体下最后一次变法百日维新,就是毁到这五齿耙上的,嗟夫。这个五齿耙乱筑中华民族,筑了两千年之久,筑得流血抽筋,不成人形,只有出气的份,没有吸气的份。迄今为止,残余的酱缸蛆和喝尿分子,仍坚决地主张继续乱筑,有人偶尔躲一躲,就立刻大喊大叫曰:“动摇国本。”呜呼,这种国本,如果再不动摇,中华民族的生存,恐怕就要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