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人：六类危险、三大危机和九大成因
(一)六类危险因素
有专家指出，我国目前有六类“最危险的富人”，他们的财富与荣誉转瞬即逝。
第一类：“赖昌星类”
赖昌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一起走私案的直接策划与领导者，他和他的同伙大肆走私原油、汽车、电子产品以及原材料，数额高达66亿美元。由于这类人本身一般与权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这类人的“致富”秘诀就是一个字“贪”。
第二类：“陈旭然类”
陈旭然生前是一名主持人，死后才发现她不仅有豪宅还有巨款。由于她是意外死亡，被入室抢劫的民工害了性命，如果她不死，可能谁也不知道她怎么会有那么大一笔财富？凭着她做主持人的收入，怎么也不可能成为这么一个“富妹”的。那么她是怎么敛财的呢？据说和一位贪官有关。
第三类：“牟其中类”
曾有“中国大陆首富”之称的牟其中，因犯外汇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与“赖昌星类”不同的是，“牟其中”类更多的是用“骗”的手段。
第四类：“禹作敏类”
禹作敏是天津大邱庄的致富带头人，他本人素质不高，成功以后，派头大得难以想象，地县一级的组织，根本不放在眼里。在大邱庄说话就是圣旨，绝对说一不二。禹作敏依然是一个割据一方的诸侯，到最后竟然公然对抗国家司法机构。“禹作敏”类的“富人”在一些富裕起来的农村比较常见，他们不但搞一言堂，有的甚至缔结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欺男霸女横行乡里。
第五类：“胡志标类”
红红火火做“标王”，结果哗啦啦说倒就倒了。也许很多人认为胡志标的问题在于过分地相信电视台，一个有远大前途的企业被电视台毁了。其实，胡志标当初就是靠在广告上敢于投入取得成功的，问题在于，成功以后，他将这些偶然的东西上升为必然的规律，打算就这么照此办理，结果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第六类：“吕梁类”
吕梁从组织资金进入企业筹划重组，到在二级市场控盘指挥，再到直接通过新闻舆论为自己造势，身兼三大角色轮转自如——他是中国股票市场上三位一体的“超级庄家”的典型代表。如果没有世纪之交的“中科系”股票的雪崩，45岁的吕梁可能仍然选择往昔的角色：在国内证券投资的小圈子里名气很大，而在社会上却尽量低调，免为人知。在吕梁这件事情中，可以有很多个角度分析，但是有一点是不能怀疑的，那就是吕梁深深地知道利用媒体的作用。
（二）三大危机原因
朱玉童的调查显示：私企倒闭的原因除了融资困难等外部原因外，内部存在的才是根本。他认为，目前私营企业内部存在着三大危机：信任危机、信仰危机、信誉危机。
信任危机：老板与员工彼此不信任。老板无端怀疑员工做事情的目的。我经常遇到这样的老板，所有的谈判都亲自出马，怕员工从中捞取好处。而员工的不信任主要源自老板无法兑现的承诺。很多老板开会的时候我在下面听，听出很多问题，这些慷慨激昂的话能兑现吗？
信仰危机：公司没有中长期规划，缺乏理念，很多公司处于“草莽状态”。惟一的主题是“赚一笔”。这让一些具有较高精神要求的员工难以容忍。有的员工说，“老板老拿钱诱惑我，弄得我现在比他都在乎钱。”
信誉危机：这与一些老板的不良行为有关，比如偷税漏税、违法乱纪、声色犬马。虽然员工与老板在某些利益方面彼此信任，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欣赏老板的人格。“心胸多大世界就有多大，人格有多高企业才能做多高。”
朱玉童认为，三大危机的产生与社会大环境有关。首先和企业主的素质相关，很多人对人性的认识停留在很浅的层面上，他们相信“人性本恶”。其次，中国的商业文化比较短暂。中国一向重视国家伦理而不太重视商业文化，“无商不奸”的概念也有不良影响。而市场经济使生活的不确定性增加，不安感、焦虑感越强，人们越会增强自我保护。
三大危机的存在直接影响了小企业的生长，而操作层面的失误将直接导致企业的失败。在咨询中，让朱玉童感受很深的私营企业主管理通病在于：决策质量太差，制度建设失败，人性管理欠缺。
“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表态，拍桌子骂娘，拍屁股走人。这些现象在私营企业非常严重。”
决策问题。1998年，企业营销体检问卷结果出来后，朱玉童“吓了一跳”。“改革开放20年了，应该不会这么差吧。”调查显示：50％的企业对定位模糊，不知道自己企业的定位是什么；69％的企业不知道如何制定企业总体营销战略；71％的企业老板在构建企业营销网络时，不知如何着手……
企业发展目标不明的时候，表现在决策上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随波逐流朝秦暮楚。朱玉童对昆明一家经销保健品的私营企业印象深刻。“广告费花了100多万，但是一无所获。海王金樽‘送礼’，他们也‘送礼’，太太口服液‘静心’，他们也宣传‘静心’，一种保健品，哪都靠点边，哪都跟不上，一年推了很多活动，又是抽奖又是赠送。炒掉了好几个营销经理也不管用。”
制度建设。很多私营企业主靠“豪情壮志敢想敢干”起家，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需要组成团队，通过系统运作完成工作。但是很多人过不了这个坎，他们还试图用个人光芒普照大地。
“如同魔术师玩球，一个人可以玩三四个球，再想玩多也就掉到地上了。但是很多人怀念创业时候的大家称兄道弟拍肩膀流眼泪的模式，走不出那个圈子，这个问题严重影响私营企业的发展。”
一个典型例子是：“经销商都倒闭一年了。企业还往那里发货。竟然没有一个检查制度。”
朱玉童还看到很多“表面上在推动，骨子里却在背叛制度建设”的老板。一家公司入口大厅上写着：制度大于总经理。他觉得很好。访谈的结果却是：总经理处处大于制度。“一种破坏制度的文化在到处蔓延，罪魁祸首就是老板。”
让朱玉童感受深刻而老板们往往不自知的问题是：能否在企业中推行人性化的管理。很多老板表现出苛刻的一面，他们在压抑而不是释放员工的潜能。
朱玉童说：“做事充满信心，但专业水平一般，这样的员工很多。应该用指导员的方式，做对了当众鼓励，做错了背后谈一谈？用含蓄的方式补齐他的专业。但是我看到很多老板是在嘲笑他，打击他。这和老板不懂依人性管理有很大关系。”
随着小企业的成长发展，一般会出现七种风险，即：开业后头3年可能出现开业风险和现金风险；第3至7年可能出现授权风险和领导风险；第7至10年可能出现财务风险和兴旺风险；开业10年后可能出现管理上的接班风险。
这个数据也许可以说明中国私企老板应对的无力：在国外，5％的企业老总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而在国内，接受过专业训练的私企老总是5％。
(三)九大成因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著名经济学家邱晓华日前在讲到当前贫富差距问题时，对我国富人群体的成因作了历史性分析。
邱晓华认为，我国富人群体主要有9大成因。一是企业推行承包制，一批敢于承担风险的人走上“先富起来”的道路；二是国家落实各项政策而得到一笔补偿资金所惠及的一批人；三是国家鼓励私人经济发展先“下海”的人；四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家实行部分生产、生活资料和贷款价格的“双轨制”，特殊群体因此而享用了价差带来的6000亿元财富；五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最早涉足证券市场的投资人和证券从业人群；六是房地产业投资人；七是倒卖各种指标出口配额等人群；八是特殊职业者，如影视明星、体育明星、作家等；九是科学技术成果转让获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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