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
文化随笔集《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能回答着个问题吗？中国人少了什么？一提起韩国，我们便觉得心虚气短。中国足球队屡屡败在韩国队脚下，以至想要战胜他们，似乎比登天还难。面对西亚球队，中国队尚还勉强过关，可一面对韩国队，这些人高马大、待遇丰厚的“小伙子”就脚下发软。“恐韩”已经成为“足球界”的一种“情结”，就如同那些奶油小生和“蛋白质女孩”们的“哈韩”一样。
更让我们感到底气不足的，是韩国人的爱国主义。2001年，赵薇穿日本军旗服装引起国人的一片哗然，是谓“军旗装事件”。但奇怪的是，竟然有许多人着意为赵薇开脱，他们甚至还反过来谴责中国人的“狂热的民族主义”。而赵薇也轻描淡写地将这一切归结为自己的“无知”。这种事情要是放在曾经同样饱受日本摧残的韩国，情况将会是怎样？李成延的“慰安妇写真事件”作出了回答。这次事件激起的韩国人的怒火，足以让一切胆敢朝一个民族的伤口再加一把盐的有心无心、有知无知的“败类”胆寒。可能中国人永远也体会不到那是一种怎样的因耻辱而激起的对民族和国家的达至偏执的热爱。很快李成延便跪着谢罪，请求宽恕，在韩国其“星途”亦有可能彻底葬送。相关娱乐公司负责人当场削发下跪向国民谢罪。发表有同情言论的议员被迫辞职，成为永难洗掉的政治污点。
中国人真是太容易无原则地宽恕一个深深伤害过自己的人了。而在这种看似美德的“国民性”背后，可以看出冷漠、猥琐和对自己民族、国家的不负责任。当别的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一分不少地要日本偿付战争赔偿时，受害最深的中国却宣布放弃战争赔款。一次次地表示友好和示弱，“以德服人”的后果却是遭到一次次毫不客气的羞辱。正因为缺乏对民族和国家负责，才会出现从“何智丽”到“小山智丽”的蜕变。也正因为如此，当韩国人拒买日货，并在经济危机中自发地“献金爱国运动”时，中国女人正以嫁给日本人为荣，正以用上日货来作为自己高档次的身份的表征。在这些表象背后，是不同的精神生态所导致的对待历史、现在和未来的态度以及为此而作出的努力的分野。这种不同的精神生态使中国与韩国在短短的几十年中迅速区别开来，无论在经济发展、国民素质、政治文明、文化观念上，韩国都远远地将中国甩在了后面。
一个曾经是中国附属国的国家，一个在朝鲜战争中其青年被志愿军打得抱头鼠窜的国家，一个崇奉儒家文化并曾经对中国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民族，一个用汉字的民族，一个在几十年前还和中国一样贫穷落后的民族，在短短的几十年间，竟然奇迹般地跃升为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转而成为中国发展的榜样。面对这种奇迹，我们不由得想问：中国人比韩国人缺少了什么？
青年作家张宏杰力图对此作出回答。他的文化随笔集《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就是这种回答的一个重要的尝试。他似乎想纠正一下国人的思维偏见：在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的同时，与中国非常相似的韩国无疑是一个更为现实的榜样。无论如何，韩国的文化背景，以及经济起飞前国内的政治和文化生态，与中国没有多大的区别。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可以移植，却不一定能得到文化环境的养料的滋养。在这种情况下，韩国的发展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展的现实经验。张宏杰由此从“国民性”比较，中韩两国对待传统的不同态度，民族主义思潮在两国的不同表现和命运，韩国的反腐之路对中国的启示，中韩两国的教育比较，韩国怎么解决农村问题，以及中韩面对有争议的领土的不同态度进行了研究。这种分析框架虽然不够全面，但已足以把问题反映出来并对答案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在张宏杰的笔下，优美的叙述背后是触目惊心的对比和强烈的忧患意识。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向国人介绍韩国经验，并在一定程度上以韩国之长攻中国之短。”
恰恰就是因为中韩两国在历史上多么的相似，以至韩国就像是一个复制过去的小型的中国；也恰恰是因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遇到的事情几乎已经被韩国所遭遇，所以它的发展经验为中国的学习借鉴提供了一种现实主义的逻辑。这种视角所植根的文化土壤和社会环境的相似超过了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在儒家文化的覆盖圈内，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信守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其古制近乎一种儒家文化的“原教旨主义”。但也恰恰是因为对这种未遭到多大的政治玷污和经济解构的传统的坚持，韩国人表现出了极高的道德水平。在中国，一个人如果倒在大街上，那么围观上来的大多数人只是看热闹的看客，而在韩国则只可能是施救者。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文革”的“破四旧”，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虽然仍然有“新儒家”在苦苦支撑，但传统文化可以说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无信仰而逐实利的中国人自然也随着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起舞。这使得中国成为一盘散沙，就像是一个尔虞我诈的团体，人人各怀鬼胎。诚信和社会公德，以及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心缺失影响到了反腐、教育、“三农”等问题，并使中国的现代化历程雪上加霜。
韩国的成功模式是西方民主政体、经济制度与儒家传统文化的成功结合。这点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中国恰恰相反，儒家文化已支离破碎，而西方民主政体尚无踪影。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在极权政治的介入下，权力资本粉碎了经济民主的可能。因此，腐败除了人的道德素质外，制度承担了主要的责任，而民主政治的缺失正是中国的不幸。在这样的政治和文化双重缺失的背景中，对一个国家发展基础的忽视给中国的未来蒙上了浓重的阴影。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建立在具有现代教育背景的人群的“群集”上，而中国在“义务教育”口号下出现的“希望工程”和官员巨额的吃喝花销以及贪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教育产业化”中，对社会上层的结构的变相垄断更导致中国社会结构更深一层的断裂。而反观韩国解决农村问题的举措，我们确实应该羞愧。我们对特权思想的崇奉，对社会不公的容忍令人吃惊。当韩国的农村问题尚不构成一个大的问题时，它立即启动工业对农业的反哺，使城乡之间缩小到可以忍受的差距。而我们长期以来对农民的榨吸即使积累到孕育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仍然无法阻止它的惯性。
因此，如果要问我们比韩国缺少什么，那么我们缺少很多，并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我们比他们更缺少血性。我们没有他们敬业。在他们面前，我们简直没有社会公德。他们比我们更有民族自豪感和责任心。在张宏杰的笔下，从厕所也能看出问题：当我们的厕所正恶臭熏天时，他们已经让厕所干干净净，甚至香气扑鼻。从一个厕所固然不能说就反映一切，但它毕竟可以折射出许多东西。当我们看到这些、想到这些时，我们必须承认，宇宙已经巨变，许多曾经存在的东西都已经灰飞烟灭。当一个世纪前韩国人看到中国的厕所都要赞美一通而现在的中国人看到韩国厕所同样如法炮制时，时空和对象已经移位。这个时候，学习，既不自卑也不盲目崇拜是最为理性的。自负只是一种意淫，自卑则是一种自毁。当韩人都要“抢注”端午节时，我们怎么还能醉眼朦胧，不辨东西呢？我们只能搜寻一下我们拥有什么东西，打落了什么东西，而又该学习什么东西。而这本书也正如作者所说，其“借鉴”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550508 福泉市贵州宏福总公司牛场生活区23号楼 石求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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