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来到中国前，西方人的头脑里装满了关于中国的美好想象。伏尔泰说，中国人“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应该置中国于所有民族之上”。凭借流传到欧洲的中国书籍，他们想象中的中国物质丰富，文化发达，由贤明的皇帝进行着有效的治理，人们彬彬有礼，道德高尚。
然而，随着鸦片战争的舰船来到中国的西方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们看到的中国城市肮脏污秽，看到普通的中国人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文明和有教养。那些殖民者立刻趾高气扬起来，在书中任意丑化中国人，说他们如同带着镣铐的犯人，“脑力衰弱”，“缺乏创造力”，“利己心强”，“因循守旧”，“理智混乱”，“没有时间观念”，“含糊对付”，“没有同情心”，“爱撒谎”，“不守信用”，“表里不一”……
对中国人性格进行过深入研究的传教士明恩溥在和中国人接触３０年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多方面的需要，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迫切的需要——人格与良心。”
随着中国国门的逐渐打开，越来越多先知先觉的中国人意识到了国民性的问题。他们反观自我，感觉到的痛楚失望比外国人要痛切得多，所以分析和批判也较外国人激烈锋利得多。从严复，梁启超，孙中山到鲁迅，胡适再到柏杨，龙应台，人们连篇累牍地列举分析，一代一代地痛心疾首。他们不约而同地擎起“改造国民性”的大旗，在先改造制度和先改造人的选择面前，大部分人认同了后者。国人公认的旗手鲁迅在１９２５年说了这样著名的话：“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在那一代人眼里，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劣根性是一切问题的罪魁祸首。只有中国人全体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中国才有可能推行现代化的各种制度，中国才能复兴和强大。否则，不论什么好东西，一到中国，立刻就变了样。
那么怎么样才能脱胎换骨呢？传教士明恩溥提出的对策是引进基督教，帮助中国人建立真诚品质和利他精神，建立起坚定的信仰。梁启超这样的老派改革家则提出“新民说”，靠每个人的意志力来涤荡自己头脑中积累的千年污垢。鲁迅、陈独秀等激进主义者则提出全盘扫荡传统文化，“不读中国书”，以破坏国民性赖以产生的文化基础。
包括早期的毛泽东，他也是改造国民性运动中的一位伟大的斗士。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认定只有彻底改造国民性，才能救中国。他说：
国人积弊太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吾国思想与道
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概括之。五千年流传
到今，种根期深，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
然而，将近百年的轰轰烈烈的改造国民性运动，取得的成效却似乎并不令人欣慰。梁启超临死时看到的中国，比他出生时更令人失望。鲁迅则是带着对改造国民性的灰心绝望去世。而现代史上对国民性的改造，似乎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反右”，文化大革命，似乎进一步摧毁了人们互信的能力，空前发展了相互猜忌，相互提防，使人们对理想、崇高、纯洁这些字眼敬而远之。中国人的道德素质在“文革”中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滑坡。
改革开放后现代化路途上中国遇到的核心性问题，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和民族性的相关：国民素质，官员素质，信仰危机，道德危机，诚信危机，贪渎习惯，公德缺乏，内耗争斗……
虽然经济增长速度骄人，虽然中国日新月异，虽然中国的部分地区已经进入“现代化”，但有些报道不能不让人忧心忡忡：
据２００２年８月３１日《齐鲁晚报》消息，某县一包工头李某开着小货车将一老者撞成重伤。李某下车把老人扔进沟中，任其死去，而车上１０名民工对此竟无动于衷。《生活日报》报道，９月２日，湖南浏阳一１６岁少年在网吧被５少年乱刀砍死，在整个砍杀过程中，旁观的数十人如同在看暴力片一样投入，居然没有一个人打电话报警！
沈阳市慕马大案案发后，沈阳人并不恨这些贪官，他们认为拿钱办事的贪官比不办事的还是要好一些。“他们虽然犯了罪，却也为沈阳人民干了些事情。”甚至有人认为他们还不算特别贪，在官员里尚属比较清廉，只是不幸撞上了“枪口”。
当这样的消息经常进入你的视线时，你当然会不自觉地联想到鲁迅当年谈到的“看客心理”。现在的看客们，居然比鲁迅当年批评的要更加冷漠。如果客观地评价当下中国人的整体道德素质，我们不知道假如鲁迅先生在世会做出怎样的评价，会不会再次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所以，才有了报纸杂志上痛到绝望的批评，才有了前面所引的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种种负面看法。
积累了一百年的失望，形成了这样一个错误结论：中国人的劣根性是天下最顽固的事物。每个中国人一生下来，身上已经携带了“过滤性病毒”，并且终生无法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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