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2期
启功先生与中国古典文学
作者：郭英德
知之、好之、乐之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意思是说：对于任何学问和事业，懂得它的人不如喜爱它的人，喜爱它的人又不如以它为乐的人。启先生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不仅“知之”、“好之”，而且“乐之”，在古典文学研究中享受无穷的人生乐趣。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启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的确达到了这一境界。
启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成果，既有精意覃思的专著和严谨厚实的论文，也有潇洒自如的随笔札记和风神摇曳的诗章（如收入《启功韵语集》卷三的《论诗绝句》、《论词绝句》），真是“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在这些研究成果中，我这里只选两个方面来谈谈，一是诗词格律研究，二是《红楼梦》研究。
启先生的《诗文声律论稿》，是他花费了数十年的思考与斟酌，在课堂上多次讲授，到20世纪60年代撰成著作，一直到“文革”后才得以问世的。这是启先生的用力之作，直到本世纪初启先生还在不断地修改，可谓耗费了大半生精力。
前人对诗、词、曲的声调格式、平仄变化，大都凭死记硬背，刻板模仿，缺乏主动的、深刻的了解。启先生经过多年的精心实践和深入思考，提出了著名的诗歌声律“竹竿”理论。启先生指出，如果两字一节地把无限循环的平平仄仄排成一根长竹竿：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就会发现：五言格律诗的A句式“仄仄平平仄”是由第三字截至第七字而来，B句式“平平仄仄平”是由第一字截至第五字而来，C句式“仄平平仄仄”是由第四字截至第八字而来，D句式“平仄仄平平”是由第二字截至第六字而来。可以看出，五言格律的形式，就是从这竹竿上挨着排地往下截取得来的，再怎么截也是这四种形式。至于七言，只要在这四种句式前加两个与它相反的音节就可以了。
以上各种句式，除了五言B句式以外，无论五言、七言的首字都可以更换（可平可仄）。启先生打了一个比方，他把每两个音节比作一个盒子，上一个音节为盒盖，下一个音节为盒底，盒底重要，不可换，盒盖较轻，可换。至于五言B句式首字不可更换，是因为如果换成仄声，则下边一字便成为两仄所夹的“孤平”，声调便不好听了。
把极其繁复的诗歌声律，简化成一个明白易懂的“竹竿”理论，这不是饶有趣味的乐事吗？这一“竹竿”理论是启先生别出心裁的发明，它不仅便于区别、记忆诗词律句，而且也深刻地揭示了中国语言文字蕴藏的声调特征。因此，它不但适用于五言句和七言句，也适合三言、四言、六言等任何句式；不但适用于格律诗（包括词），也可以通用于对古诗、骈文、散文、史书的声调研究。
20世纪50年代，启先生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程乙本《红楼梦》作注，这是解放后第一部《红楼梦》注释本。由于启先生对满族的历史文化、风俗掌故比较熟悉，因此被认为是作注的最合适人选。但是启先生认为程甲本更符合曹雪芹原意，所以后来又向出版社推荐程甲本，并写了《读红楼梦札记》、《红楼梦注释序》等研究红学的文章。
关于启先生《红楼梦》注释本的价值，北师大教授予天池先生写了一篇文章《润物细无声——谈启功先生对于〈红楼梦〉研究的贡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大家可以参看。我这里对《读红楼梦札记》和《红楼梦注释序》在治学精神上的特点，作一点补充。
在《读红楼梦札记》中，启先生具体分析了《红楼梦》中“所写的生活事物，究竟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构”。启先生对《红楼梦》所写的扑朔迷离的年代及地点，进行了具体的考辨；对《红楼梦》官职中既有虚构的，也有真实的，还有半真半假的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对《红楼梦》中的服装描写，哪些是实写的，哪些是虚写的，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此外，启先生还结合《红楼梦》对人物的辫式、小衣、鞋子以及称呼、请安、行礼的描写，分析了当时的风俗。最后，启先生对《红楼梦》为什么要“这样费尽苦心来运真实于虚构”，进行了入木三分的解析。
这篇文章和《红楼梦注释序》主要指向一个内容，就是曹雪芹“假作真来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创作思维。启先生认为，曹雪芹笔下所有的年代、地方、官职、服装、称呼，还有其他所表现的生活习惯，没有任何一个细节是符合清代满族的习俗的，即使实写，也不过是符合中国古代传统的习俗。这用启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曹雪芹有意“避得一干二净”。
启先生凭什么敢说曹雪芹有意“避得一干二净”呢？文献学研究有一条潜规则，就是“说有易，说无难”。说中国历史上有什么东西，这是很容易的，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版图这么大，你说哪儿有什么东西很可能真有。现存的文献这么多，而且地下还在不断发掘新的文物，你说有，没准什么时候发掘出来就真有了。但“说无”是很难的，你要说古代没有什么，千万要谨慎，这是古代文献研究中的大忌，如果没有丰厚的知识，是不敢轻易说“无”的。
启先生犯了文献学研究中的一个大忌，但却犯得恰到好处。因为这一结论凭借的是他丰厚的知识，别人没有他这种知识。启先生从小在满族大家庭中长大，对满族大家庭的生活习惯、文化习俗等等了如指掌。他不仅熟悉这些，而且喜欢了解这些，关注这些，所以他敢于说“无”。
以雄辩的事实还原曹雪芹“假作真来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创作思维，这是启先生“红学”研究的过人之处。启先生的这两篇“红学”文章，直到现在还是经典研究文章。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治学之道上，启功先生体味诸老前辈的言行，有两条铭心不忘的收获：一是懂得对古人的成说，不可盲从，不可轻信；二是明白了学问不是死的。后来启功先生每逢和人谈到他对许多问题的理解时，常用个比喻说：‘盘子不是永远向上盛东西的，立起来也可以当小车轮子用。’”（郭英德《无法之法：启功先生的治学之道》，《文献》1993年第1期）启先生这种“无法之法”的治学之道，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结语
启先生学识渊博，曾戏称自己为“杂货铺”。著名画家黄苗子先生打过比方说：启先生有个百宝箱，他是高兴时露一角给人看，谁也没见过这个箱子里到底藏有多少宝物。现在启先生带着他的百宝箱走了，我们永远也无法得知这个百宝箱的全貌。我这篇短短的文章，也仅仅只能揭开百宝箱的一角。
启先生在学术研究的多种领域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颜渊曾经感慨他的老师孔子的学问之大，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我也想用同样的话表达我对启先生永远的景仰。
但是启先生却始终保持谦虚的品德。他曾对我们说：一个人要老想着说，我是博士，他就什么也不是。有人称启先生为“博导”，启先生笑着说：“老朽垂垂老矣，一拨就倒，一驳就倒，我是‘拨倒’，不拨自倒矣！”启先生去世前一年，接受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的采访，采访者说别人称他“大家”如何如何，他说：“你能飞吗？不能。这说明你还是不行。”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采访启先生，主持人一上来就列举了他的许多头衔，启先生用一句话就轻轻拨开了那所有的桂冠：“这叫此地无朱砂，红土为贵。”
是啊，启先生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辉煌的学术成就，更是超拔的人格力量。这种超拔的人格力量，正是我们最应该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优良传统！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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