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2期
袅娜多姿与悲悯情怀
作者：赵艳喜
（三） 两个阶段女性赋中男性对女性的情感也不同。魏晋文人对女性有一种尊重怜悯的态度。赋中的女性或是男性作者企慕的佳偶，如《神女赋》、《闲情赋》中的女性；或是他们同情怜悯的对象，如寡妇、出妇等苦难女子。而在南北朝赋中男性更多用一种欣赏、玩赏的态度对待女性。
魏晋赋中的女性德容兼备。她们是符合儒家礼教规范的贤淑女子，是男性的理想配偶。南北朝时期情况有了变化。男性的眼中只有女性的身体和美貌。赋中的道德意味消失殆尽。作者站在男性角度观察着、摹写着多种情状下的女子之美，有采莲出游的丽人水中玩闹的鲜活情态（梁简文帝《采莲赋》），有赏花女子折花插发的动作细节（梁简文帝《梅花赋》），还有初笄女子的妙舞场景（梁简文帝《舞赋》）等等，这些赋和宫体诗一道为女性形象的展示起了促进作用。
为什么两个时期的女性赋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分析当时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魏晋较南北朝社会更为动乱。曹丕、曹植、杨修、应玚、王粲、陈琳、阮瑀等人集中生活于建安时期。此时的社会已经由汉朝的大一统变成了全面的军阀混战。“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社会现实让人触目惊心。长年不休的战争，接踵而至的饥馁和瘟疫，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从汉末到晋初一百余年的时间里，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二（详见王仲荦著《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处于社会上层的贵族和文人也不能幸免于难。建安七子中的徐幹、陈琳、应玚、刘桢就“一时俱逝”（曹丕《与吴质书》），死于建安末年的大瘟疫之中。可想而知，当时女性的处境会更加艰难。寡妇、出妇的增多自不必说，像蔡文姬那样被异族掳掠去的女性估计也不在少数。到了南朝尤其是齐梁以后，这种社会状况有了改善。尽管朝代更迭仍然频繁，但这些动荡多限于权力之间，较少波及社会。经济、文化都处在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因战争、饥馑、疾病死亡的人数大大减少。社会上的鳏寡孤独人群也就没有魏晋时期引人注目了。
其次，在礼教观念上，南北朝比魏晋通达开放。魏晋时期讲求品性道德修养，对于儒家的礼教念念不忘。军阀混战，社会动乱不堪，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礼乐制度和伦理德行的衰败。“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注引《魏略》，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版）接受过儒家教育的文人们势必要为此感到痛心。同时，统治阶层为了更好地维护统治也极力地倡导伦理教化，鼓吹立德修身。从那个时代的文献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立德”等字眼。如曹丕在《与王朗书》中明确提出：“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女德方面，东汉班昭的《女诫》遗响犹存，汉末蔡邕的《女训》、《女诫》遥接其绪，西晋张华、裴危又分别创作《女史箴》，一再强调女性的行为要符合一定的道德规范。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舆论不会去谴责寡妇的改嫁，却会给守节的寡妇一定的敬重和表扬。南朝时期，贞洁观念淡薄，人们对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习以为常。很多父母逼迫女儿改嫁，甚至皇上都亲自下诏让公主多次改适他人（详见唐李延寿撰《南史·谢朓传》，中华书局1975年6月版）。很显然，这种社会风气下寡妇的悲苦已经难以引起世人的关注。另一方面，玄学的风靡和佛教的传播削弱了儒教的影响。如画的江南风光和充裕的物质条件又刺激了享乐纵欲风气。无论是世家大族，还是钟鸣鼎食之家，都争相蓄妓纳妾，有的甚至多达数百人。这种蓄妓纳妾风气又导致妒妇的大量出现。于是《妒妇赋》取代《寡妇赋》，赋中第一次出现了妒妇形象。
最后，魏晋和南北朝的审美风尚不同。魏晋是一个感伤的时代，而南北朝则是感伤的淡化和稀释时期（徐国荣著《中古感伤文学原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不同的审美风尚下，人们的瞩目对象自然有所区别。魏晋士人关注社会现实，他们忧生忧世，触目皆悲，对惨烈的社会人生和生命的悲剧意义予以浓墨重彩的表现，作品中充溢着一股浓郁的悲凉慷慨之气。因此，魏晋文人对命运悲苦的女性能够给予一定的同情。从寡妇、出妇到沦落异族的蔡文姬、曹植妹，赋家代她们一抒胸中之苦。而南北朝时期，这种悲天悯人情怀消失殆尽，社会上充斥着一股艳情和奢靡之风，“寻欢作乐代替感伤的思索，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变成了对自身处境的关切”（徐国荣著《中古感伤文学原论》）。于是文人更乐意在男性自身的欲望下欣赏女性的美。自然，这时期赋中女性可供观赏的成分多了，而自身悲苦的命运却被忽略了。
总而言之，魏晋和南北朝的女性赋既继承了前代文学遗产，又在不同的背景下各有创新。因袭中有变化，同一中又各有特色，悲悯情怀与袅娜多姿并具，这正是魏晋南北朝女性赋的价值所在。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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