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3期
王逸与班固的屈原评价之争
作者：蒋 方
三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东汉前期，儒学统领意识形态已有二百余年，通过经学的博士教授与官吏任用，儒学所崇尚的伦理道德深入人心，因而规整了西汉前期士人追求功业的个人意气，辅弼君主，立政济民，流德后世，成为东汉士人的向往。而德业的建立，可以通过政治功名，也可以经由学术建树与品行修养。尤其是后者可以避开专制权力与个体人格之间的冲突，故在东汉，隐居与入仕一样，也成为了士人的选择。
从光武帝刘秀之尊周党，借隐士以提倡重廉耻的社会风尚，东汉皇帝对隐士态度殷情，多所表彰。因为隐士虽不屈征聘，却也成为政治清明的标榜。这就推动了以不就朝廷征辟而取名声的士人风尚。入仕与隐居，士人的道路选择虽不同，但都以儒学道德为行为依据，在朝为官者强调的是謇谔不屈的直谏之风，隐居山林者注重的是清高不俗的高尚之德。不过，隐士之德毕竟以忠君为上，若只取声名而不尽力于朝廷，保全个人品德，却无视国家危难，就不仅招致“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批评，而且，徇徇默守也不合儒学“舍生取义”之道，而“为志士之所耻”。在王逸所生活的安帝、顺帝时期，关于隐士的出仕与否，是当时社会所关注的一个问题。
南阳大儒樊英，多次辞绝官府征聘，后于顺帝时入朝任官。谢承《后汉书》记载：樊英初被诏命，众皆以为必不降志，南郡王逸素与英善，因与其书，多引古譬喻，劝使就聘。如黄琼有清高之名，应征入朝，李固写信勉励他：“诚欲枕山栖谷，拟迹巢由，斯则可矣；若当辅政济民，令其时也。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为志士终无时矣。”（《后汉书》卷六一）王逸写给樊英的劝勉信虽不可得见，但也一定是以志士许身、忠君报国为宗旨。樊英在读王逸信后而改变多年来的坚持，除二人之间的友谊与信任，王逸的“古譬喻”一定有相当的说服力。以王逸对屈原忠信事君的无限赞许，他所引用的“古譬喻”中，想必是有屈原在的。尤其是安、顺之时，外戚专恣，宦官擅权，朝政淆乱，大臣多以缄默守身而乏谔谔之风，许多人都把振兴朝纲、澄清天下的希望寄托在以清高著称的名士身上。王逸之劝勉樊英接受征聘，就是一例。樊英入仕后而无所建树，毁其清名，时论甚至以为是王逸的劝勉之过。由此也可见王逸系心朝廷的殷切。
在这种背景之下，王逸读屈原，注楚辞，最为强调的就是屈原对君主的忠贞。同是解释《离骚》的名称之义，司马迁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说：“离，犹遭也，明己遭忧作辞也。”沿袭司马迁的解释而对“离”字作进一步的说明，强调屈原在《离骚》中抒写的是贤才不遇明君的忧伤。而在王逸，屈原诸作之中，《离骚》被冠以“经”之名，解释说：“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他强调的是不遇之士对昏聩之君的不弃不离。在司马迁和班固的解释中，“离”通罹，“骚”为忧，“遭忧作辞”即“发愤而抒情”，抒写的是怀才不遇者的一己忧伤。王逸之释“离”为别，骚为愁，并与“犹依道径以风谏君”相联系，这离别之愁就不是士之不遇的个人忧伤，而是士谏君而君不听的去君离国之愁。王逸是将《离骚》视为屈原之忠君不渝的道德情感的抒写。《离骚》是《楚辞章句》一书的首篇，王逸从解释篇名开始，将贾谊、司马迁以来汉代士人阅读屈原的价值取向，由士不遇的个人忧伤转向了忧君忧国的道德情感。
这种以道德情感为主导的阅读取向贯穿于王逸的整个注解。其《离骚叙》称：“屈原履忠被谗，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诗人之义”，即儒学所宣扬的《诗经》的讽谏精神，是臣下对君主的不渝之情，故“讽谏”与“思君”是王逸在注解中常常提到的字样。如言《九歌》是“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讬之以风谏”；《惜诵》是“此章言己以忠信事君，可质于神明”；《哀郢》是“此章言己虽被放，心在楚国，思见君而不得”；《思美人》是“此章言己思念其君，不能自达”等。他论析《离骚》之文，是“依托五经以立义”，将文中物象的象征说成是“依《诗》取兴”，强调“其词温而雅”，从而弱化了屈原的发愤而抒情。当刘安称屈原之志可与日月争光而司马迁深赞其说，本是强调其“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的个性情感，到王逸这里，就变成了“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的道德表彰。
四
就屈原而言，失志的怨愤，忠君的执著，都是其作品所涵容的情感。当其作品一经面世，阅读者同时也就成为了作品的诠释者，成为了屈原作品传播与接受的主体。于是，“读者的接受水平如何，作品就如何存在。”而读者的接受水平受制于多方面的因素，时代风气的影响是其中之一。
班固以屈原为“贬絜狂狷景行之士”，王逸称屈原是“执履忠贞”的“俊彦之英”，二人的评价各有偏重，不仅反映出他们各自的个性，也反映出东汉高扬儒学伦理道德的社会风尚。班固的读屈原，继续了自贾谊、司马迁以来的“士不遇”主题，却变同情的愤怨为明哲的平静，自然带出了认为屈原过于激烈的批评。王逸的读屈原，则由士不遇的命运感伤而转变为忠君眷国的道德表彰，从而也弱化了屈原的怨君疾世之情。显然，二人都不取屈原愤激的情绪。班固主张执道自守的退避，王逸主张忠君不渝的进取，二者看似矛盾，而据以儒学的伦理道德立场则同出一辙。因此，自贾谊、司马迁以来的汉代士人阅读屈原而注重情感的接受维度，在东汉则有了转变，班固也好，王逸也好，他们都是将理性的阐释放在了阅读活动的首位。
汉人是屈原及其作品的最早阅读者。他们的阅读活动融入了他们自己的生活体验，表达了他们自己的现实追求，而他们对于屈原及其作品的理解与认识随同屈原作品的历史传播而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读者。士不遇的哀伤与忠君眷国的坚贞一直是屈原阅读史上的两大主题。班固的注解，为汉人的“士不遇”之叹作一小结，虽未解决士人人格与专制权力之间的冲突，却毕竟提出了一条自我舒解的路径。汉以后人也仍然吟唱着“士不遇”的哀伤，但在情感表达上已不像汉人那样激烈。王逸的注解，则通过张大屈原的忠君之心，突出了士之执守忠贞的道德意义，在此之前，屈原的忠君之意是虽有言及却并未成为士人阅读的重心。而随着《楚辞章句》一书的传播，随着中国历史的进程，屈原忠君眷国的道德感情出现了越来越响亮的歌唱。于是，王逸的影响不仅远大于班固，而且二人的注解也成为了屈原阅读史上的旧案。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