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3期

札记三则

作者：陈道贵

　　
　　二
　　
　　《言语》篇：“范宁作豫章，八日请佛有板。众僧疑，或欲作答。有小沙弥正坐末曰：‘世尊默然，则为许可。’众从其义。”
　　余嘉锡先生对此加以评说：“范武子湛深经术，粹然儒者。尝深疾浮虚，谓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纣。其识高矣。而亦拜佛讲经，皈依彼法。盖南北朝人，风气如此。……然则彼之着论诋毁王、何，殆不免入主出奴之见也乎。”（《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余嘉锡先生提点出东晋时期儒学之士与佛教的关系，颇具识力。而这种关系的形成与所谓“出主入奴”之因，则有申论的必要。
　　东晋初年，面对北方山河沦丧的伤心局面，人们痛定思痛，反思西晋覆亡的原因。不少人认为西晋政权亡于外族之手，主要是因为崇虚任诞之风盛行造成的。应詹上元帝疏曰：“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晋书》卷七○，中华书局1974年版）《世说新语•赏誉》篇“王丞相云”条注引邓粲《晋纪》曰：“咸和中，贵游子弟能谈嘲者，慕王平子、谢幼舆等为达。（卞）壶厉色于朝曰：“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东晋文士撰作西朝史书，也时常从总结历史经验的宗旨出发，抨击士风的虚浮放诞每每不遗余力。如《文选》卷四九所载干宝《晋纪总论》谓：“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但是，由于当时社会政治形势和思想文化风尚带来的巨大惯性，西晋以来那些虚薄纵放的旧习，依然有其继续存在的基础。一方面，谢鲲、桓彝等本为名士，他们在北方养成的习性难以轻易改掉，其于当时社会风气仍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偏安江左的司马氏王朝，在政治上采取的是与南北士族联合的统治模式。而与这种模式相联系的是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其目的则在维持苟且偏安的现状。玄学清谈实与此种因循不求进取的策略极易投合。在此形势下，佛教不仅因其富赡精微的思理深得士流的激赏，其讲求宗教仪轨与个人修养的清净之道，亦正可针砭玄谈家纵情任诞的痼疾。章太炎先生尝云：“佛法入中国，所以为一般人所信仰，是有极大原因：学者对于儒家觉得浅薄，因此弃儒习老、庄，而老、庄又太无礼法规则，彼此都感受不安。佛法合乎老、庄，之学又不猖狂，适合脾胃，大家认为非此无可求了。”（《国学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章氏上述议论异常精辟，可谓数语道出玄机。《高僧传》卷四《支遁传》载：支遁尝在白马寺与刘系之等谈《庄子•逍遥篇》，反对“各适性以为逍遥”的观点，认为“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于是退而注《逍遥篇》。反对“适性”为逍遥，显然包含着一定的价值评判，其贬抑者无疑就是那种并无玄心而徒具放旷之行的所谓名士风度。习凿齿在致谢安的信中，对道安师徒推崇备至，谓：“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其人理怀简衷，多所博涉，内外群书，略皆遍睹，阴阳算数，亦皆能通。佛经妙义，故所游刃。作义乃似法兰、法祖辈，统以大无，不肯稍齐物等智，在方中驰骋也。”（《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由此可见，其时佛教虽以标领谈席著称，却仍不失其教规戒律，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与儒家礼制存在相契之处。据《高僧传•慧远传》，道安弟子慧远不仅致力佛教戒律的传译，“令《十诵》一部具足无阙”，还身体力行，“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临终前，“散动。至六日困笃，大德耆年，皆稽颡请饮豉酒，不许，又请饮米汁，不许，又请以蜜和水为浆。乃命律师，令披卷寻文，得饮与不，卷未半而终”。此外，慧远对儒家礼制亦颇看重，“讲《丧服经》，雷次宗、宗炳等，并执卷承旨”。由此看来，儒学之士范宁反对玄学虚浮之士，而与佛教发生瓜葛，就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三
　　
　　《文学》篇：“佛经以为祛练神明，则圣人可至。简文云：‘不知便可登峰造极否？然陶练之功，尚不可诬。’”
　　理解此节文字，关键在于“陶练”一词。笔者曾见有人将“陶练之功，尚不可诬”解为：“不能只靠内心体悟，还需要向外的追求和磨练。”又进一步发挥道：“这从世俗角度看，自有合理之处；而站在大乘佛教立场，完全强调自我体悟，着重内省的修养方法，外界排除愈干净，则成佛的途径愈速捷。”（《魏晋玄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这种解会，很难与原文所蕴文脉相契。实际上，简文帝对佛教累世修行终能成佛的观念不甚理解（此点可参看本文第1则有关凡圣关系的论述），但还是肯定佛教讲究“修智能，断烦恼”（刘孝标注中语）的陶练之功。即所谓“陶练之功，尚不可诬”。整段文字的语意转折十分清晰：疑问——以“然”、“尚”作让步——表达不能全盘否定。“陶练”一词，六朝文献屡见。如僧肇《百论序》谓鸠摩罗什在翻译《百论》时，“考校正本，陶练覆疏，务存论旨”。此处是说反复斟酌。而与佛教修行相关的也不乏其例。如慧叡《喻疑》云：“……此经云：‘泥洹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有佛性，学得成佛。……所以陶练既精，真性乃发。”沈约《六道相续作佛意》亦谓：“若今生陶练之功渐积，则来果所识之理转精，转精之知来应，以至于不绝……”此二例所用“陶练”一词，其意与刘孝标注所谓“修智能，断烦恼”同，正可用来解读简文帝之言。由此可见，所谓陶练之功，不是“向外的追求和磨练”，而恰恰是“强调自我体悟，着重内省的修养方法”。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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