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4期
大隐的缺席
作者：卞东波
在问陶渊明为什么不入《世说新语》之前，先要问一下陶渊明有什么理由入《世说新语》。我认为陶渊明是有理由入《世说新语》的。
首先，陶渊明身上具备魏晋的名士风度，其一些行为放入《世说新语》亦堪称名士中的名士，如头巾漉酒之事，《南史•隐逸•陶潜传》：“贵践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将候潜，逢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著之。”“真率”两字正抉发了陶渊明行为之后的生命意蕴，即魏晋名士所追求的率性而为的风度与生活方式。“头巾漉酒”之事已成为陶渊明的形象符号，后人对此亦雅咏不辍，如李白《戏赠郑溧阳》：“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五）颜真卿《陶公栗里》：“手持山海经，头戴漉酒巾。”（《颜鲁公集》卷一六）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口吟归去来，头戴漉酒巾。”（《白氏长庆集》卷五）苏轼《陶骥子骏佚老堂二首》其二：“能为五字诗，仍戴漉酒巾。”（《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三）可以说，生活于晋宋之际的陶渊明正是魏晋名士风度消歇之时的最后代表。陶渊明身上的名土风度可能受到他的外祖父孟嘉的影响。陶渊明所作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记载了孟嘉落帽而不惊的轶事。东晋咸安年间，江州刺史桓温于九月九日重阳节在龙山设宴，邀集部属饮酒赏菊。席间，参军孟嘉的帽子被风吹落，但他一点也没有察觉，仍然尽情畅饮。待孟嘉去上厕所的时候，桓温便让咨议参军孙盛写了一张字条，嘲弄孟嘉落帽却不自知，有失体面。孟嘉回到座位时，才发觉自己落帽失礼。但却不动声色地顺手拿起帽子戴正。又拿起字条看了一遍，即请左右取来纸笔，不假思索，奋笔疾书，一气呵成一篇诙谐而文采四溢的答词，桓温读后也大为赞赏。后人也多将陶渊明和孟嘉并称，如康与之《重九词》云：“落帽孟嘉寻箬笠，漉巾陶令买蓑衣。”这里将孟嘉落帽和渊明漉酒相提并论，正说明了陶渊明名士风流的渊源。
其次，《世说新语》的编撰者刘义庆有机会知道陶渊明的事迹。陶渊明作过刘裕的镇军参军（见《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诗），可见他与刘氏家族并非一点干系都没有。再者，刘义庆曾为江州刺史，而江州的治所正在浔阳，也就是陶渊明隐居的地方。渊明卒于元嘉四年（427），而刘义庆任江州刺史在元嘉十六年（439），见载于《宋书•文帝本纪》：“（元嘉十六年）夏四月丁巳，以……平西将军临川王义庆为卫将军、江州刺史。”（参见范子烨《刘义庆年谱》，收入《六朝作家年谱辑要》上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虽然刘义庆与陶渊明之间有十二年的间隔，但两人基本上时间还是相接近的。《宋书》本传称刘义庆“爱好文义”，又在江州作刺史，如果不知道曾经在江州颇有名气的陶渊明，于理似不通。陶渊明生前，当时的江州刺史如王弘、檀道济都曾经拜访过陶渊明并且对他十分礼遇。刘义庆也乐于与隐士交往，对隐士也十分礼遇，《南史•孝义传》上载：“（师觉授）与外兄宗少文（炳）并有素业，以琴书自娱……宋临川王义庆辟为州祭酒、主簿，并不就。乃表荐之，会卒。”又《宋书•隐逸•刘凝之传》：“凝之慕老莱、严子陵为人，推家财与弟及兄子，立屋于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德行……临川王义庆、衡阳王义季镇江陵，并遣使存问。”对于江州著名隐士陶渊明，刘义庆是不会不关心的。渊明卒后，友人颜延之曾为之作诔，而颜延之是元嘉时期与谢灵运齐名的诗人，在诔文中，他对陶渊明的人格进行了赞美，刘义庆不会不知。
既然有这些理由，那么陶渊明为何失去在《世说新语》中亮相的机会？虽然陶渊明在当时不过是一介隐士，做官也不过参军、县令之职，但他毕竟是东晋勋臣陶侃的后裔，且曾经多次出仕，甚至做过刘裕的镇军参军，这比收在《世说新语•栖逸篇》中终生未仕的隐士已算显赫了。并且他在江州也算闻人，曾任江州刺史的王弘、檀道济等重臣都曾拜访过他并且征召其为官，按照《世说新语》的惯例，这也可以入《世说新语》的，如《栖逸篇》就有桓冲征刘驎之一事。台湾学者李栖在《〈世说新语〉中为何不见陶渊明》中认为：“渊明之所以没有出现在《世说新语》的理由是：第一，当他年轻时，由于籍隶南方寒族，官司阶又低，与贵人高门没有来往，不合本书选入的原则。第二，等他隐居柴桑、声名大噪时，时间又已经超出本书所包的时代之后了。”（文载《东方杂志》复刊十五卷第十二期，1982年6月）南开大学宁稼雨先生《〈世说新语〉何以不收陶渊明》一文认为，“陶渊明没有入载《世说新语》的原因，是由于其家庭没有取得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和声望”，“此乃《世说新语》编者及当时盛极一时的门第流品意识使然”（见《传神阿堵，游心太玄：六朝小说的文体与文化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两位先生给予了令人启发的思路，但我认为回答这一问题，还可以从《世说新语》一书的编撰体例和《世说新语》的时代即晋宋之际的隐逸风气入手究其原因。
首先，《世说新语》的编撰体例可能使陶渊明丧失了入选的机会。宋高似孙《纬略》卷九说：“宋临川王义庆采撷汉晋以来往事佳话，为《世说新语》，极为精彩。”明袁褧堂嘉趣堂本《世说新语序》：“世言江左善清谈，今阅《新语》，信科其言之也，临川撰为此书，采撰综叙，明畅不繁。”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说：“然《世说》文字间或与裴、郭二家书（指裴启《语林》、郭澄之《郭子》）所记相同，殆亦《幽明录》、《宣验记》然乃纂辑旧文，非由自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可见《世说》的撰例是“采撷汉晋以来往事佳话”、“采撰综叙”、“纂辑旧文”，即从当时的文献中采摘旧文并加以整理润色而成。
现存完整的陶渊明传记资料主要见于沈约《宋书•陶渊明传》、萧统《陶渊明传》、《晋书•陶渊明传》以及《南史•陶渊明传》，不过关于陶渊明最早的记载是檀道鸾的《续晋阳秋》及何法盛的《晋中兴书》，可能这两部史书中都有陶渊明的传，关于陶渊明的佚文见引于《北堂书钞》卷一五五及李善《文选注》卷五七。《北堂书钞》卷一五五引《续晋阳秋》云：“陶渊明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摘菊盈把，坐其侧久，望见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后归。”这一则关于陶渊明的记载，既可见陶渊明的名士风度，又和当时的贵族王弘有关，理应入《世说新语》。而事实上《世说新语》并没有收入这条轶事，可见刘义庆在编纂《世说新语》时还没有见到这些记载陶渊明事迹的资料，可能当时关于陶渊明的文献还没有成书。
根据范子烨先生的研究，《世说新语》成书时间确定在元嘉十六年四月到元嘉十七年十月间（见《〈世说新语〉研究》第二章《〈世说新语〉成书考》第二节《〈世说新语〉编纂之时间、地点和原因》），这时檀道鸾、何法盛的书还没有完成。关于檀、何二氏所著的晋史，史皆有明载，《南史》卷七二《文学传》载：“（檀）超叔父道鸾字万安，位国子博士，永嘉太守，亦有文学，撰《续晋阳秋》二十卷。”《南史》卷三三载：“时有高平郗绍亦作《晋中兴书》，数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之，谓绍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之徒，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宜以为惠。’绍不与，至书成，在斋内厨中，法盛诣绍，绍不在，直人窃书。绍还失之，无复兼本，于是逐行何书。”从历史记载来看，檀书、何书的撰成都晚于义庆撰《世说新语》之时，所以刘义庆无法采摘旧文以入《世说新语》。
其次，陶渊明是晋宋之际的新隐风的落伍者，这可能使他不得入《世说新语》。如果说晋宋之前的隐风还遵照古代高士“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传统，即隐士与政治保持距离，与统治者采取不合作的态度；那么到晋宋之际开始变化，即出现所谓的“通隐”。《世说新语•雅量篇》注引《晋安帝纪》曰：“（戴逵）性甚快畅，泰于娱生。好鼓琴，善属文，尤乐游燕，多与高门风流者游，谈者许其通隐。”又注引《续晋阳秋》称逵“既美才艺而交游贵盛”。《莲社高贤传•周续之传》载刘裕即帝位后，曾问周续之：“身为处士，时践王庭，何也？”答曰：“心驰魏阙者，以江湖为桎梏；情致两忘者，市朝亦岩穴耳。”故时号“通隐先生”。所谓通隐，即指通达、通脱之隐，即一方面作隐士不出仕，一方面又不拒绝与达官贵人的交往，徘徊在仕与隐之间，并且对政治也不再采取疏离的态度。当时庐山地区是隐士的集居地，尽管陶渊明与周续之、刘遗民称为“浔阳三隐”，但陶渊明的人生观与隐逸观与周续之等人有很大的差异。周续之、雷次宗等人都乐于结交官宦，甚至还出入朝廷。陶渊明却一直秉持着古代高士的操守，从不主动与达官贵人交往，而且他的笔下经常赞美古代的高士，如黔娄、商山四皓、张仲蔚等人，他还曾作一诗《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题下小注：“时三人比讲礼校书。”）劝周续之等人不要违背隐士“王事王侯”的原则，不要与政治走得太近，诗中说：“愿言诲诸子，从我颍水滨。”陶渊明善意地劝这些积极参与政治的隐士，应该立即与他像许由一样栖隐于箕山之下、颍水之滨。晋宋之际“通隐”之风渐行，同时刘义庆等皇室成员也乐于拜访隐士，造成了传统的高士之隐的落伍，而陶渊明正是那种传统的坚持者，自然不能入接受这种新风尚的达宦者的法眼了，也就不能进入受这种风习影响的《世说新语》。
刘义庆不录陶渊明入《世说新语》，从而失去了一位可以使《世说新语》更添光彩的人物，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