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5期
韩愈集注本概述
作者：杨国安
其次，补充注释。廖本在注释方面，主要采用魏本注，“其注采建安魏仲举五百家注本为多，间有引他书者，才十之二三”（陈景云《韩集点勘》跋）。这并不足怪，因为廖本本来的作法就是要“删取诸家要语”，用简便的方法裁取出一部适合普通读者的韩集；尽管其凡例中也说“如集中有关系时政及公卿拜罢日月，更博采新、旧史、唐登科记附益之”，但实际上，洪、樊、孙、韩、祝、严等家对于相关之史实考辨已颇详密，容廖氏措手处不多，在绝大多数时候，他仍然是从各家注中略加选择而已。所以即使陈景云这样的估计也可能还有些太高。
第三，删并、改换题注。魏本每篇下差不多均有题注，用以揭示主旨、考证背景，或辑录评论，是注释中极重要一部分。廖本在题注上也颇有一些删并调整，其主要的情形有以下几种：
1.两家或多家题注各有所长，故撮取其主要意思，合并为一注。由于不注各家姓名，廖氏在操作上颇为自由。此种情形是廖本中最常见的形式，随处可见，故不烦举例。
2.魏本诗文题下存多家题注，而所言则大致相同，故廖本于其中只取一说以概之。如韩集卷一《琴操·拘幽操》题下，魏本有祝、孙两家题注，所述之史实基本相同而孙注较详，故存之，而删祝注。又如韩集卷四《送区弘南归》题下有祝、洪、樊三家注，祝、洪两家皆言及区姓之来历，故删去较略之祝注，而保留洪、樊二家注。
3.某些注家的题注或考证事实，或发表议论，篇幅略长，而廖氏以为无关题旨，故有删节。如韩集卷五《将归赠孟东野房蜀客》樊氏题注引《讳行录》、《登科记》、《房武墓志》、韩愈《祭房君文》、孟郊《祭房十五次卿少府》考房氏生平行实，廖本尽删之，只留五字：“蜀客，名次卿。”韩集卷十六《答崔立之书》，魏本采樊氏题注，除考明事实外，又以极具感情色彩的笔调对韩文之不遇发表感慨，谓“然公所学者，尧舜三代孔孟之道，文则六经古文也；时吏部所试者，时文尔。公以古文为宝，而吏部试以时文。则公之玉盖未尝献也”。廖本将此段文字删去。卷三十九《潮州刺史谢上表》对樊氏题注的删节亦属此类。
4.廖本对魏本各家题注均感不满，而采用方、朱系统的解释。如韩集卷二《醉赠张秘书》，孙、樊两家题注皆以为张彻。廖本从方、朱说，认为非张彻。
5.删去原有之题注，而从正文注释中择取相关部分作为新的题注。如卷十一《原鬼》，魏本所用韩醇题注，廖本全删之，而将文后所附李石之评改为题注。
6.原无题注或题注较简略，从正文注释中择取重要者转换为题注。如卷十三《蓝田县丞厅壁记》，魏本无题注，廖本将其“再进再屈于人”下之句注改为题注。卷十五《与孟东野书》，魏本无题注，廖本题注实从魏本“脱汴州之乱，幸不死”句下孙、严注删节而来，交代此书所作之大致年代。卷二十五《张圆墓碣铭》原无题注，廖本将正文中“死途中”句下注引《国史补》有关张园之死的记载改为题注。卷十九《答友人论京尹不台参状》原有韩醇题注而较简略。正文中“何况京尹”下有洪氏注，“岂有定制也”下有樊氏注，分别言及台参制度和此事件之因果由来，廖本将三家注合为题注。
7.将原有之题注转为句中注，取消题注。如卷九《春雪》樊引沈括对“入镜鸾窥沼，行天马渡桥”两句的评论为题注，廖本变为相应的句中注，无题注。同卷《木芙蓉》孙题注：“水生者为水芙蓉，木生者为木芙蓉。《尔雅》曰：菡萏，芙蓉也。此所谓水芙蓉也。”廖本全删，无题注。
以上种种情形中，廖氏进行的删并改换大多是有其理由的，也大多是可以接受的。但也有一些删并改动并不合适。如上引韩集卷五《将归赠孟东野房蜀客》樊氏题注，虽所引材料丰富而语言极简练，篇幅并不长；删去全部证据而仅保留结论并不合适。不过，这些对于一般的读者尚不至于影响理解。但其有些错误则是可以误导读者的。如卷三《赠郑兵曹》韩、樊二家题注实相矛盾，韩从“或说”以为郑兵曹可能就是郑通诚，而樊意颇以为疑；廖本不加别白，将二题注删去姓氏后合而为一，令人不解。又如卷四《青青水中蒲》三首，樊、韩、孙三家题注意思本不同，樊引古乐府以比类，韩以为兴寄之作，孙以为妇人思夫之意，廖本不顾其龊龌而勉强将三者合为一注，令读者不知所云。此类“强彼就此，轇轕不清”的情况，相当多是由于其“不标注家姓名”所致。
第四，对正文中注释的删并。廖序谓魏本“冗复”，主要就在这一部分。所以廖本对文中注释删改颇多，除个别情况外，如上文所及将少量题注转为文中注之外，很少对注释有所补充。廖本对魏本文中注的删改，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1. 文字已从方、朱校本，异于魏本，则原注自无保留之理。如卷一《元和圣德诗》“柴焰嘘呵”，韩醇注曰：“柴，燔柴。嘘呵，火气。”廖本“柴”从方本作“紫”，魏本之注释自无保留之理。同篇“赤鳞黄龙”，孙汝听注曰：“赤鳞黄龙，皆王者之瑞。汉宣帝时黄龙见广汉郡，因是改元黄龙是也。”廖本“鳞”亦采方说作“麟”，故删去原注。
2. 词意明白，本无须注者。如卷一《琴操·猗兰操》“扬扬其香”，孙汝听注曰：“扬扬，香之远闻也。”廖本删之。同卷《南山诗》“吾闻京城南”，孙注“城南”为“长安城南”，廖本删之。此种情形以删孙注为多，孙注中确实有一些大可不必注的地方。
3.删去部分单纯注音释义的注释。如卷四《游青龙寺赠崔群补阙》“燃云烧树大实骈”魏本注：“骈，并也。祝曰：驾二马也。庄子：骈拇枝指。○骈，蒲眠切。”廖本尽删之。卷十四《蓝田县丞厅壁记》“易桷与瓦，墁治壁”，魏本注曰：“补注：墁，泥也。祝曰：《孟子》：‘毁瓦画墁’。注：‘画墁，画地也。’○墁，莫于切。”同篇“水虢虢绕除鸣”，魏本引祝注曰：“虢虢，《说文》：‘水声也’。除，阶也。○虢，古柏反。”廖本删之。此类情形以偏于注音释意的祝充注为多。
4.删各注中所引的部分书证。受李善注《文选》的影响，后来古书注释中有重视语源的传统；而宋人关于杜诗韩文无一字无来处的信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韩集注释中对语源的寻求。祝充、韩醇两家注对这个方面最为用力，其中也难免有得有失。廖本在这方面有一些删节。如卷六《符读书城南》“飞黄腾踏去”，魏本注：“孙曰：《淮南子》：‘黄帝时飞黄服皂。’飞黄，神马也。韩曰：《诗》：‘乘彼乘黄。’《选》张景阳《七命》：‘整顿云珞骖飞黄’。”孙、韩共引三书证，廖本删去前两条，只保留《文选》中一条。又如卷十六《上宰相书》“孜孜焉亦不为利”，魏本引韩醇注曰：“《孟子》：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鸡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这条注释不仅单纯追溯词语的出处，对于文意的理解也有帮助，但也被廖本删去。
5.删各家注中所引用的部分背景材料或评论材料。魏本各家注释中常引用一些史志材料阐释写作背景、相关的人或事，在篇子中间或篇后有时也引用一些评论，对一句或整篇的作法、技巧或是其中的旨意加以评论或阐发。这是魏本最有价值之一方面。廖本保存了许多重要的材料，也删去了不少。如卷六《读皇甫湜公安园池诗书其后》诗后有孙汝听和补注两家注，孙注阐明一篇主旨，补注则引孔平仲、胡仔之语对韩诗中重韵的现象加以总结，廖本全删之。卷十九《上宰相第二书》，文后引黄唐语对韩愈的道德人格有所批评，廖本或出于对韩愈形象的维护，亦删之。又如卷二十八《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发狂投江水”句下，樊汝霖注不知从何处钩稽出了侯高的生平事迹，如果此材料可信，是极为难得的；而廖本不加辨别说明，径删之。
廖本对五百家注的处理大致如上，其中的是非得失确实有许多可以讨论的地方。大概魏本的立足点是为普通读者提供一简便的韩文读本，从这个角度看，廖本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但大量的删改，即使不出现技术性的错误，也必然会减少原本的信息量，降低其在学术研究上的价值。廖本自明、清重新出世以后，一方面被迅速地传播，一方面又不断地受到专家学者的批评，这种批评固然有其泛道德主义的立场，但也和廖本自身固有的缺陷有关。从不同的角度考察同一对象，其结论自然是不同的。
（工作单位：河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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