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6期
从《讲义》到《大纲》
作者：周兴陆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批评“艳歌婉变”的淫辞，纪昀批点云：“此乃折出本旨，其意为当时宫体竞尚轻艳发也。观玉台新咏，乃知彦和识高一代。”朱先生在《讲义》中批驳纪昀说：“《文心雕龙》成于齐末，纪氏自言之，不应其中议论乃为三十年后之宫体而发。纪氏号称敏给，不意乃有此过，固知疏忽之失，不易尽免也。”而《大纲》则删去这一段批驳的话，而改为正面引用纪昀评点《通变》批语。这样修改，态度更为温厚，也更为符合教学讲义的体例。
《大纲》对《讲义》的修改，有的地方还可以看出朱东润先生对问题研究的深化。《讲义》论述司空图的影响说：
表圣此论，以味外之味，韵外之致为极则，其论衍为严羽之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衍为王士禛之神韵论，斯皆其遗胤也。
也就是说，司空图、严羽、王士禛是一脉相承的。其实，司空图与严羽、王士禛之间相异的一面更突出。到了1936年，朱先生对此问题有了新的看法，所以删去了上面这段话。《大纲》中对司空图与王士禛的异同，有了新的认识，说：
今以表圣之书考之，知渔洋所云之诗境，仅为表圣所举种种幻境之一部……渔洋论诗，独主神韵，撷取《诗品》诸语，张其宗风，一若表圣之言，与渔洋若合符契者。考之表圣集中，则又不然，今录其《诗赋赞》于次，亦可见其持论之不主一格矣。
《大纲》中更强调王士禛与司空图相异的一面，认为王士禛的“神韵”说只算得上是《诗品》诸种幻境之一种，而司空图本书的诗学观念是“不主一格”的，非神韵所能限。这个见解是更为确切的。司空图也欣赏“涛怒霆蹴，掀鳌倒鲸”的雄奇诗风，称赞韩愈诗歌“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都非王土禛“神韵”说所能牢笼的。
《讲义》中一些文献考辨的论断，《大纲》也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怀疑《诗式》的作者并非皎然，《讲义》据此进一步推测说：
今按原书“文章宗旨”条，称康乐公作诗，得空王之助，其他称“康乐公”者凡三。又书中称人，或分举名字，或沿袭俗称，独与康乐标致独异，疑其确出谢氏子孙所为。《总目》称其摭拾辑补，语近平允。
但是，皎然，俗姓谢，名昼。《讲义》的这段推测就显得无谓了，并不能否定皎然的著作权。所以《大纲》中干脆把这段文字全部删掉。《讲义》中其他地方的一些苛责古人的文字，《大纲》一般也都予以删除。
在引用文献上，《大纲》的变化不多，但是有一处还是值得提出来。沈约的“八病”说，对后代影响很大，但是沈约原书已无可考证，后代记录沈约“八病”说的有日人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梅尧臣的《续金针诗格》。朱先生在撰写《讲义》时，尚没有见到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所以只提了后两种文献，并说：“梅书出于依托，然所述较为详尽，附录于此，以资印证。”《讲义》所引的“八病”说，全源于梅尧臣的《续金针诗格》。在朱先生修改《讲义》的1936年之前，储皖峰专取《文镜秘府论》中论及的《文二十八种病》已经校印问世。所以朱先生有机会见到《文镜秘府论》中备述沈约“八病”说，于是在《大纲》中，他论沈约“八病”时，依据的文献是《文镜秘府论》，而不是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梅尧臣的《续金针诗格》。选择的文献更为可靠。这虽为小事，但是正显示出一个学者的严谨不苟的学术态度。朱先生还引申说：
盖自梁陈迄唐，推演益密，其说益完，而唐时日僧来吾国求学者，遂得而存之，亦礼失而求诸野之意也。通过与上图藏本《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通行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之前半部分，朱东润先生花费了怎样的心思去删改修润，可以体会他在修改中流露出来的思想情怀和学术探索。可惜的是，朱东润先生最后修改稿的下半部分在战乱中遗失了。朱先生花费的心思，我们只能了解一半。他在《大纲》1944年版《自序》里感叹说：“我想待第三稿的下半部收回以后，全部付印，因此又迁延了若干时日。事实终于显然了，我的大部书稿和手写的稿件都没有收回的希望。”今天，我们比较《讲义》与《大纲》之上半部分，发现朱先生修改之深意和精思，就更感慨第三稿下半部遗落之可惜了。这是日军战火带给中国学术界的又一桩憾事。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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