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6期
怎样解读词谱
作者：谢桃坊
现在看来词体之分确实过于繁琐，很有清理与合并的必要，但是否因便于学习填词者而每调仅列正体而舍弃别体呢？我以为应有两种词谱：一是普及的，选录常用词调，只列正体；一是学术性的，调体完备的。只有在新的完备的词谱的基础上才能编一种普及的词谱。词调分体是细致而谨严的工作，要求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分体的原则应根据调类、词调变体、段式、用韵、句群、句式、字声平仄等方面出现的差异比勘审订，其中差异细微的可以合并，使别体不致过于繁琐。
（四）词谱误收的声诗。唐代燕乐盛行时，它的歌辞既有曲子词，也有声诗。声诗指配合音乐歌唱的齐言诗体，它是由乐工和歌伎选择绝句诗名篇改换题目以入乐，如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被改为《渭城曲》，王之涣的《出塞》被改为《梁州歌》；此外有的诗人以燕乐曲为题而作绝句诗，如张祜的《雨霖铃》和刘禹锡的《浪淘沙》。词体与声诗同时并行，某些燕乐曲例如《南歌子》、《何满子》、《杨柳枝》、《拜星月》、《凤归云》、《抛球乐》等，其歌辞有词体和声诗两种。我们怎样区分二者呢？这里有四条标准：一、词是以辞从乐的，声诗是以乐从辞的；二、词体是长短句的形式，声诗是齐言的近体律绝；三、词体每一词调自我格律，是为律词，声诗是合于近体诗律的；四、词体与声诗的体制归属在历史文献中渊源有别。词集中误收声诗的现象早已存在。《花间集》里混入的声诗有《竹枝》、《杨柳枝》、《采莲子》、《浪淘沙》、《渔父》、《八拍蛮》等三十二首。今传《尊前集》误收声诗一百一十余首。宋人的词选集如曾慥《乐府雅词》卷上误收《九张机》二十首；黄升《花庵词选》卷一误收李白《清平调辞》三首，张志和《渔歌子》五首。此外欧阳修《瑞鹧鸪》一首，苏轼《阳关》三首，朱敦儒《春晓曲》一首，张元幹《西楼月》一首，仇远《小秦王》二首和《八拍蛮》一首，皆误作词体收入词别集中。这自《花间集》至《词综》已成为传统习惯而相承了。万树编订《词律》已见到《清平调》、《小秦王》、《竹枝》、《柳枝》为七言绝句，与词体不同，但因“后人则以此等调为词嚆矢，遂取入谱，今已盛传，不便裁去。”《词律》误收声诗为调体者计有《竹枝》、《闲中好》、《纥那曲》、《罗唝曲》、《梧桐影》、《醉状词》、《塞姑》、《回波词》、《三台》、《舞马词》、《一点春》、《花非花》、《春晓曲》、《渔歌子》、《桂殿秋》、《潇湘神》、《章台柳》、《乐游曲》、《小秦王》、《采莲子》、《杨柳枝》、《浪淘沙》、《八拍蛮》、《阿那曲》、《欸乃曲》、《清平调》、《字字双》、《九张机》、《抛球乐》、《踏歌辞》、《怨回纥》、《瑞鹧鸪》。《词谱》以“备体”为理由，也误收声诗二十七首。现代学者编的三种唐五代词总集亦相承袭而误收了大量声诗。词谱的编者们整理词体格律时是能区别声诗与词体的，可惜并未形成牢固的律词观念，所以囿于传统而出现误收声诗的现象，这是很令人惋惜的。因为我们对《词律》和《词谱》的失误没有学理的认识而奉以为法式，于是出现了关于词体起源、词调规范、词体特点等词学理论的淆乱，往往争论不休。比如《竹枝词》是否词体即是学者颇感困惑的问题之一。
（五）字声的音系。词体的字声平仄是依调定格的，各调皆有独特的规定。解读词谱一定要严守规定，才会感到词调的声韵和谐，特别动听，才会赞叹词人们精细的声律的经验。词体字声平仄是以什么为标准呢？即是说我们依据什么音乐去辨别某字是仄声还是平声？这同唐宋时的格律诗一样，是以《广韵》为代表的中古音为标准。格律诗和律词都产生于唐代，当时作者辨识字声是依据朝廷修订的《唐韵》为准。宋代初年朝廷组织学者在《唐韵》的基础上扩大收字范围，重新审订，编制为《广韵》，正式颁布施行。《广韵》即 是自隋代《切韵》以来韵书的集大成者。唐宋文人作诗作词关于平仄的辨识是依官方韵书的规定，即依平声、上声、去声、入声各部所收韵字为准；除平声而外，其余三声各部所收之字属仄声字。凡谈词的字声平仄绝不要以现代语音去比附，否则始终不能正确地辨识平仄。我们抛弃现代语音观念之后，又怎样去辨字声平仄呢？这有两种切实可行的方法：一是依《广韵》音系的《礼部韵略》（平水韵—诗韵）整理的诗韵常用字表；二是依据词韵书。万树整理词体格律时，关于字声基本上只辨平仄，偶尔于个别字注明“去声”。王奕清等订正词谱则仅辨平仄。宋以来有的词学家主张词字严辨四声（平、上、去、入），区分五音（字的发音部位，即喉、齿、牙、舌、唇），考究阴阳（字音之韵尾无附加鼻声者为阴声字，有附加鼻声韵尾者为阳声字）。这些都是词学家故弄玄虚，自欺欺人，因为五音、阴阳属于等韵学概念，若无专门的知识是不可能分辨的，而且若如此讲究，则填词几乎是不可能的。清代词学家戈载填词严别四声、五音，可惜他的词作是彻底失败的，虽守声律而毫无性灵和情感。事实上，这些词学家们又并非等韵学家，他们自己也难弄清等韵学，即使在唐宋词中也找不出多少实例。因此，我们不要相信什么“四声体”、“五音说”、“阴阳说”。
（六）词韵标准。唐宋词人用韵大致参照诗韵，不需要再编专门的词韵书。一般以为词韵宽于诗韵，这是指词可以使用方音叶韵，并将诗韵韵部大大合并。然而其具体用韵规则是依照每个词调的限定，因此其规则又比诗体复杂得多。解读词谱必然会遇到词韵标准问题，我们可从诗的用韵去理解，若进而研究词体则可考究唐宋词人用韵的规律。南宋词人朱敦儒曾拟构了词韵十六条，但未通行。明代学者们整理词体格律时根据唐宋词用韵的情形整理了词韵。明末清初最流行的是词学家沈谦的《词韵略》，分词韵为十九部，每部分平声韵和仄声韵，其中有入声五部单列。万树编订《词律》采用沈氏的词韵，他说：“沈氏去矜所辑，可为当行，近日俱遵用之，无烦更变。”清代中期词学家戈载编的《词林正韵》亦分十九部，它自此成为词韵标准。戈载沿袭沈氏词韵分部并受《中原音韵》的影响而发挥万树的“入派三声”说，因而《词林正韵》是一部具有严重错误的词韵书。关于词韵的分部，闭口韵两部在宋词中已将它们分别并入其他韵部，而戈载持诗韵观念保存了它们；在入声韵部方面，与闭口韵相配的两部入声韵亦相应发生变化而并入其他韵部，戈载却将缉韵并入十七部，又将合盍业洽狎乏列为第十九部，这都是与宋词实际不符的。“入派三声”是元代《中原音韵》的作者根据元曲用韵和语音现实作的概括，然而入声在宋代语音中是存在的；戈载却在阴声韵的各部仿《中原音韵》之例详列入派三声的韵字。这些情形表明：戈载是以诗韵和曲韵的观念为指导来总结词韵规律的，既不符合唐宋词用韵的实际，也在音韵学理论上陷于紊乱。元代末年学者陶宗仪曾见到朱敦儒拟的词韵十六条，并写了一篇《韵记》，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朱敦儒的《樵歌》存词二百余首，若将它们用韵的情况进行归纳排比，则可复原其词韵十六条。我曾尝试的复原工作，结果与《韵记》所述完全相合。今以《礼部韵略》韵目标明韵部，每部分平声和仄声，入声单列，共十六部：一东冬，二江阳，三支微齐，四鱼虞，五佳灰，六真文元侵，七寒删先覃盐咸，八萧肴豪，九歌，十麻，十一庚青蒸，十二尤，十三屋沃，十四觉药，十五质陌锡职缉，十六物月曷黠屑叶合洽。作词可以参考诗韵，但词韵又区别于诗韵而自成体系。
以上意见，我已形成系列论文，兹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近期出版的论文集《词字辨》之内。文学形式是某种文学存在的根据，体现了其艺术规范。文学家的才能首先表现在对文学形式的征服。自从词体成为中华民族文学形式之一，其形式的规范具体地见于词谱。我们欣赏词体文学，如果不解读词谱则难以领略其艺术奥秘，学习作词，如果不按谱填词则非律词，研究词学者不熟悉词谱则缺乏专业基础。《词律》与《词谱》都是词学的经典文献，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解读，但也要注意它们存在的问题。现在我们亟需编订新的唐宋词谱，以应广大古典文学爱好者的要求，以促进词学研究的规范，以便于词学的国际文化的交流。这应是现代词学家的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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