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1期

浅析谢灵运的“狂傲”

作者:高建军




  明张溥说:“以衣冠世臣,公侯才子,欲倔强新朝,送齿丘壑,势诚难之。”这话说得对。但他又说“文帝继绪,轻戮大臣”,说谢灵运的遭遇是“酷祸造于虚声,怨毒生于异代”(《谢康乐诗注》,黄节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则过于强调了动辄得咎的险恶环境,没有从谢灵运自身的性格特点去分析。灵运最终被弃市广州,固然有“怨毒生于异代”的因素,但“酷祸造于虚声”却需要他自己负一大部分责任。
  谢灵运对新朝的抵触不是根本性的,即使由晋入宋后,其爵禄由公降为侯,史书上也没有关于他对此有什么过激的言行的记载。所以谢灵运最大的心理问题是他不为新朝所用,这才是关键所在。他自视太高,“自谓才能宜参权要”,但刘氏王朝却始终对他“以文义处之”,因此他才“常怀愤愤”。他一生纵情山水,放浪形骸,特立独行,都与这种政治失意有关。鲁迅在杂文《论帮忙与扯淡》里说屈原的《离骚》是“不得帮忙的不平”,那么谢灵运的“意不平”和“常怀愤愤”与此庶几近之。
  谢灵运之死主要是其性格不能见容于当道。他的一生遭际就是一出悲剧,一出性格悲剧。他一生都想进入政治高层,却始终没有进去,最后反被这个他从来没有得到过的东西毁灭了。庄子云“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谢灵运对政治过于执迷,忘了抽身缩手,或者根本没有想要抽身缩手。谢灵运的山水诗中虽然也有一些表达山林隐逸内容的句子,但“他显然无意于真的做隐士,而是以‘山中宰相’自许”(《谢灵运诗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山林对于谢灵运来讲只是政治失意之后的退避之所,是精神的旅馆,但不是灵魂的家园。同时,他在政治上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家园,到达的只是屠场。从这种意义上讲,谢灵运是一个没有后方和退路的政治冒险家,来往于江湖和庙堂之间。向前,没有进取的可能;向后,是违心的、无可奈何的退避。他的近乎疯狂的对于明山秀水的无限制的“贴近”,已经不是热爱,而是发泄。
  但谢灵运政治上的失意却成全了他的文学。他是中国文学史上山水诗的开创者和发展者。他的大部分山水诗都作于他远离政坛、畅游山水之时。比如他出守永嘉期间就写作了《过始宁墅》、《登永嘉绿嶂山》、《东山望海》、《登上戍石鼓山》、《石室山》、《游赤石进帆海》、《游南亭》、《登江中孤屿》等诗。从永嘉回到始宁后,又写出了诸如《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田南树园激流植援》、《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等一系列优秀的作品。宋文帝讽令东归后,在归途中,谢灵运又写了《入东道路》一诗。在遭人诬陷被任命为临川内史后,谢灵运在赴任途中又写下了《初发石首城》、《道路忆山中》两首诗。在庐山,有《入彭蠡湖口》、《登庐山绝顶望诸峤》诸作。这些诗基本上都是他山水诗中的精品。在谢灵运本人看来,畅游以骋怀,作诗以言志,都是政治失意的派生物、副产品。这些与政治相比,他是并不真正放在心上的。但历史却喜欢与人开玩笑,为谢灵运赢得“千秋万岁名”的恰恰不是政治,却是他游放之余写下的这些富丽精工的绝妙好词。政治上,谢灵运上演了一出悲剧;文学上,谢灵运却得到了一个圆满的收场。
  考察谢灵运政治与文学相互纠缠的一生,颇耐人寻味,也常常让人扼腕三叹。他的遭遇在中国古代文人中极具典型性,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李白、杜甫、李商隐、苏东坡、曹雪芹等人那沧桑复杂的背影。在谢灵运的歌、哭与笑中,我们仿佛看到,朦胧烟雨中的南朝那郁郁苍苍铺天盖地的葱茏山水所谱成的玲珑剔透的诗章,正穿越时空向我们迎面飞来。
  
  (作者单位: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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