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2期
三家曲选
作者：李舜华
尽管张禄等人在择选时，有着相当强烈的个人倾向，但曲选毕竟为指导场上而做，因此，有时所择也不尽吻合其“复古尚雅”的标准。这一点从所录曲套的题署可知。例如，《词林摘艳》卷二南九宫，［南吕八声甘州］“眠思梦想”，注云：“四季闺情。此词俚俗，因时搬演，姑载于此。无名氏散套。”《词林摘艳》卷八［南吕一枝花］收“风寒翡翠帏”南北合套一，题“春情”，注曰：“此词不工，因俗搬演，姑载于此。无名氏散套。”《词林摘艳》所收其他曲作，其题署也明显标出曲唱环境，或为“夏景席中用”，或为“祝寿兼生子”用，可见，曲选所录大都是当时场上流行的曲目。
其三，就三家曲选的刊刻与著录来看，三家曲选自刊出以来，流播甚广，不仅文人秀士颇加称赏，甚至也不废止，已可见其作为“今曲正声”的性质。三家曲选刊刻之众，上文已有述及，此不赘述，值得指出的是《盛世新声》与《词林摘艳》俱有万历间内府重刊本，后者又有徽藩重刊本。《雍熙乐府》一种实为《盛世新声》与《词林摘艳》的汇总与进一步扩充。初刊于嘉靖辛卯，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称旧本题海西广氏编者，仅十三卷。二刻于嘉靖庚子，有楚藩王显榕序。另日本毛利侯《草月楼书目》，著有《雍熙乐府》十六卷，明郭勋编。勋，即明武定侯郭容曾孙，正德初嗣侯。所谓郭勋编，恐怕也不尽属实，但当时藩王、勋贵对曲选的刊刻极力揄扬，甚至做过某些具体工作，却是可能的。三刻本为嘉靖丙寅本，有安肃春山序，据王国维考，此“春山”即校刊嘉靖本《草堂诗余》的“荆聚”。有明一代词体不盛，《草堂诗余》一种是当时士夫中流播最广的词集。词为诗之余，曲为词之余，二书均与荆聚有关，也可想见当时文士为曲尊体的努力。与《词林摘艳》刊刻同时，高儒所撰《百川书志》卷一八，即录有《盛世新声》与《词林摘艳》二种。崇祯间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三二并清初钱遵王《也是园书目》均有记载。《明史·艺文志》全据《千顷堂书目》，始削《新声》、《摘艳》诸书，然而《四库全书存目》却收有《雍熙乐府》一种，该书作为戏曲正声的性质正式确立。
此外，就曲选所录作品来看，主要为元代及明初名家所作，间及明中期陈铎等人的作品，更有大量无名氏作品。不过，尽管曲选者意在搜辑自元以来佳构，但其目的毕竟旨在指导场上，因此，所著录的理应是自明初以来即在场上广为传唱且当时——至少近期——仍然盛行的歌曲。如此而言，三家曲选所反映的曲唱风貌，仍应以明中期为主，间及明初，其地则与南北两京教坊曲唱有着明显的关联。
自成化弘治以来，俗乐渐兴，并渐次凌侵教坊雅乐，当时文士每每以北曲为今乐之雅声，而以南戏为俚下，教坊（尤其是南北两京），也颇以坚守旧家风范为荣。三家曲选复古尚雅的倾向，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不过，嘉靖间《雍熙乐府》，反映的已是教坊演剧最后的余韵，此后，场上北曲的弹唱日逐减少。“南都万历以前，公侯与缙绅及富家，凡有燕会小集，多用散乐。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乐器用筝、、琵琶、三弦子、拍板。若大席，则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大四套者，……后乃变而尽用南唱，歌者只用一小拍板，或以扇子代之，间有用鼓板者。……大会则用南戏，其始止二腔，一为弋阳，一为海盐，……后则又有四平，……今又有昆山，……至院本北曲，不啻吹箎击缶，甚且厌而唾之矣。”（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九“戏剧”）顾起元这一席话，已足见金陵曲唱的变迁。
可以说，《盛世新声》、《词林摘艳》、《雍熙乐府》等三家曲选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元明间南北散曲剧曲自明初以来在梨园中（主要是两京教坊）的流行。四方之人，于风前月下品丝弹竹，散唱因之而风行，南北曲因之而日益交融。也许透过诸曲选，我们正可以想象这样的演剧情境，并进一步了解南曲传奇是如何慢慢从这一情境中脱颖而出的。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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