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1期
性格·品格·词格
作者：巨传友
一、性格
据况周颐回忆，王鹏运“秉性淳笃，接物和易，能为晋人清谈，间涉东方滑稽，往往一言隽永，令人三日思不能置”（况周颐《礼部掌印给事中王鹏运传》）。他这种和易而又睿智幽默的性格非常适合人际交往，这使他在文人中间非常富有亲和力和感召力。王鹏运热衷于组织集会或词社等团体活动，如他写给缪荃孙的信云：“拟重九日在龙爪槐为题糕之集，是否有暇？如是日无暇，请于重九前后赐定一日，即在敞处薄酌清谈，良觏不易，万望惠临勿却，荷荷。定期后，当再肃丹。”（《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非常热情地邀请缪荃孙来参加他组织的重阳节集会。同时，王鹏运主动地邀请后学才俊加入到自己的团体中来。朱祖谋回忆说：“予素不解倚声。岁丙申（1896），重至京师，半塘翁时举词社，强邀同作。翁喜奖借后进，于予则绳检不少贷。”（徐珂《近词丛话》）夏孙桐也说：“丁酉（1897）、戊戌（1898）间在京师时，从王半塘、朱古微游，强拉入社。”（《悔龛词序》）二人描述加入词社的情形时都说是被“强邀”、“强拉”入社，我们可以看到，王鹏运是以非常主动的姿态吸纳后学们加入词社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郑文焯进京会试，此时的郑文焯已略有词名，王鹏运也及时地邀请他入社。对于身边的后学词人，王鹏运热心地给他们以帮助和指导，他曾向朱祖谋、况周颐讲授填词之法，并把况周颐的作品推荐给彭銮编入《薇省同声集》。彭銮在《薇省同声集叙录》中说：“况（周颐）到官在銮转外后，佑遐（王鹏运）以同里后进寄其词相矜诧，銮与彼都人士游亦时闻况舍人名，因并甄录以志向往。”彭銮与况周颐本不相识，况氏只是一个后学才俊，王鹏运因况周颐是自己的同乡后进故有意提携。
王鹏运喜欢品第、标榜身边的词人，提高他们的知名度。况周颐客居武昌，与程子大以词相切劘。王鹏运闻之而言曰：“子大词清丽绵至，取径白石、梦窗、清真，而直入温、韦，得夔笙微尚专诣以附益之，宜其相得益彰矣。”（徐珂《近词丛话》）品评程子大词的风格与师法，并指出如果他通过与况周颐的切磋词艺，而吸收况周颐词风的某些优点的话会更相得益彰。王鹏运称赞朱祖谋云：“世人知学梦窗知尊梦窗，皆所谓但学兰亭之面，六百年来真得髓者，古微一人而已。”（冒广生《小三吾亭词话》）词人们也以得到王鹏运的好评而感到自豪，如况周颐云：“余少作《苏武慢•寒夜闻角》云：‘凭作出、百绪凄凉，凄凉唯有，花冷月闲庭院。珠帘绣幕，可有人听。听也可曾肠断。’半塘翁最为击节。比阅方壶词《点绛唇》云：‘晓角霜天，画帘却是春天气。’意与余词略同，余词特婉至耳。”（况周颐《蕙风词话》）言语之中透露出，颇以此词得到王鹏运的激赏为骄傲。蒋兆兰曾说：“逮乎晚清，词家极盛，……其间特出之英，主坛坫，广声气，宏奖借，妙裁成，在南则有复堂谭氏，在北则有半塘王氏，其提倡推衍之功，不可没也。”（蒋兆兰《词说•自序》）充分肯定了王鹏运主盟词坛，提拔后进的功劳。
同为四大家的况周颐、郑文焯在性格、度量方面则难以与王鹏运相比。如况周颐“好骂”，对郑文焯、朱祖谋等人的词都有微辞，郑文焯也曾取笑况周颐。后来况、郑二人关系恶化，郑文焯谓朱祖谋词不能清浑，况周颐则谓郑文焯“并词而不知”，此后郑文焯一生绝口不提况周颐。（参看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1936年3月日记）只有朱祖谋较和易近人，略似王鹏运，气量也胜于况、郑二人，王鹏运去世后，朱祖谋能继之成为临桂派后期核心，与他的这一性格不无关系。
二、品格
王鹏运在政治上以敢于直言而颇有清望：“鹏运直谏垣十年，疏数十上，大都关系政要，此尤荦荦大者。”“甫通朝籍，即不谐时论；置身言路，敢于抨击强权。”（况周颐《礼部掌印给事中王鹏运传》）“既任京秩久，而入谏垣，抗疏言事，直声震内外。”（徐珂《近词丛话》）
王鹏运于光绪十九年（1893）被升为江西道监察御史，有了直接向皇帝进谏的权力，此后他多次向皇帝进折，议论时政，弹劾权要。甲午战争时，他上《割地讲和万不可行折》反对割地求和，并指责李鸿章父子为“乱臣贼子”，“不啻兵临城下”。又上《李鸿章父子不可假以事权折》云：“李鸿章之总师干则丧师失律，为全权则割地媚夷。……臣愚以为今日欲图自强，实自诛李鸿章父子始。”他反对割地议和，批评李鸿章父子的卖国行径，这些奏折一出，即轰动朝廷，一时成为话柄，朝野人物皆视之为警句。文廷式提及此事说：“临桂王幼霞御史争割地一疏有云：‘闻李鸿章奏调随员，有其子李经方及道员马建忠诸人，乱臣贼子，狼狈为奸，其可寒心，不啻兵临城下。’其谓为警句，为余颂之，时论亦颇谓然。”（文廷式《琴风余谈》）连康有为这样的政治活动家都积极结交王鹏运，请王鹏运代为上书。康有为给王鹏运的《味梨集》作序云：“桂林王侍御佑遐，所谓情深而文明者耶。争和议而逐鹰鹯，非其义深君父耶？叹日月而惜别离，非情深朋好耶？温厚敦柔之至，而为咏叹淫佚之辞，其为稼轩之飞动耶？其为游扬跌荡之美成耶？其为草窗、白石之芳馨耶？但闻裂帛，听幽涛，古琴瑟瑟。”极力赞扬了王鹏运在甲午战争中力主抗战、指斥和议、弹劾投降派的行为。
在“后党”、“帝党”矛盾重重的光绪朝，王鹏运这种秉直的政治形象得到了正直文人的赞赏，加上王鹏运三品御史的职位较高，使得沈曾植、沈曾桐、宋育仁等一批政治倾向上同气相求的官员乐于聚集在他的周围共同从事词学创作。
三、词格
王鹏运是一个典型的词人，他一生创作几乎全部为词。同治十三年（1874），王鹏运以内阁中书分发到阁行走，后补授内阁中书。任内阁的十余年间，王鹏运得以与词坛宿老端木埰及许玉瑑、彭銮等人一起饮酒酬唱，切磋词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与况周颐、许玉瑑、端木埰互相酬答，被称为“四中书”词人，名扬京师。
王鹏运有着丰富的词学理论，他论词崇尚“体格”，提倡“重拙大”、“自然从追琢中出”。清代的重要词家大多都有一个比较醒目的词学主张，如朱彝尊、厉鹗之推崇“醇雅”，张惠言之崇尚“寄托”，谭献之推重“柔厚”，陈廷焯之推重“沉着”，他们的这些主张都一度在词坛上引起很大反响。王鹏运的“重拙大”理论最晚出，扬弃浙西、常州两派而独树一帜。王鹏运不但身体力行，而且还通过词艺切磋、师友指导等方式在词人群体中传播。如况周颐说：“余自同治壬申癸酉间，即学填词，所作多性灵语，有今日万不能道者，而尖艳之讥，在所不免。光绪己丑，薄游京师，与半塘共晨夕，半塘词夙尚体格，于余词多所规诫。又以所刻宋、元人词属为校雠，余自是得窥词学门径。所谓重拙大，所谓自然从追琢中出，积心领神会之，而体格为之一变。半塘亟奖藉之，而其他无责焉。”在王鹏运的引导下，况周颐改变了早年的轻艳词风，而以“重拙大”为词旨。后来，况周颐对“重拙大”等理论进一步总结发挥，写入《蕙风词话》之中，使之成为晚清重要的词论。朱祖谋加入词社后，与姚肇菘等人一起向王鹏运学词，王鹏运认真给予指导。朱祖谋曾自述曰：“予素不解倚声，岁丙申，重至京师，半塘翁时举词社，强邀同作。王喜奖借后进，于予则绳检不少贷。微叩之，则曰：‘君于两宋途径，固未深涉，亦幸不睹明以后词耳。’贻予四印斋所刻词十许家，复约校梦窗四稿，时时语以源流正变之故。旁皇求索为之，且三寒暑，则又曰可以视今人词矣。示以梁汾、珂雪、樊榭、稚圭、忆云、鹿潭诸作。会庚子之变，依翁以居者弥岁，相对咄咄，倚兹事度日，意似稍稍有所领受。”（徐珂《近词丛话》）丙申即光绪二十二年（1896），当时朱祖谋尚未学习填词，他进京后被王鹏运邀请加入咫村词社，自此才开始学习填词，他是在王鹏运的引导之下进入词坛的，因而，在谈到王鹏运时他自称“后进”，对王鹏运非常尊重。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也记载了朱祖谋向王鹏运学词的事情：“古微翁（朱祖谋）尊人官邓州知府，与半塘兄仲培观察同寅，故于半塘称世叔，执弟子礼。……癸未入京，见半塘。后十三年丙申，始从之学词，时半塘已官御史。”况周颐的弟子赵尊岳也说：“清末彊村、蕙风并师半塘。”（赵尊岳《填词丛话》）指出了朱、况二人与王鹏运之间的词学渊源。所以，王鹏运与朱祖谋、况周颐实是师友关系，朱、况二人的词学基本上都源于王鹏运。
王鹏运在京师组织了一系列的词学团体活动，如咫村词社，社友有宋育仁、朱祖谋、夏孙桐、王以敏、郑叔问等十余人；校梦龛词社，参加者有张仲、裴维、左绍佐、王以敏等。王鹏运的词学理论也在词人中间得以传播。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朱祖谋、刘福姚避难于王鹏运的寓所四印斋，他们以词为日课，后结集成《庚子秋词》。他们的词忠义忧愤、慷慨悲凉，体现了“重拙大”之旨，如朱祖谋《十二时》云：“烟尘长望，无情清渭，东流不复。凄凉杜陵叟，自悲歌同谷。”王鹏运《十二时》云：“莽莽烽烟惊远目，倚长风，几番歌哭。狂来向燕市，觅荆高残筑。”刘福姚《雨中花》云：“望渺渺中原何处是。但目断、寒山晚翠。击筑风悲，吹笳月冷，多少英雄泪。”这些词沉郁苍凉，满纸都是血泪，可谓词史。随后，王鹏运又与郑文焯、张仲炘、曾习经、刘恩黻、于齐庆、贾璜、吴鸿藻、恩溥、杨福璋、成昌、左绍佐等十四人唱和，集成《春蜇吟》。这些团体活动影响颇大，由京城而至全国，主导了词坛之风气。
正是这些突出的个人条件确立了王鹏运在词坛的核心地位，使他成为了词坛的领袖，也成为了四大词人之首。叶恭绰在《广箧中词》中评价说：“幼遐先生于词学独探本原，兼穷蕴奥，转移风会，领袖时流”，并称之为“桂派”先河，实非过论。
（作者单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中文系）
是男儿、万里惯长征，临歧漫凄然。只榆关东去，沙虫猿鹤，莽莽烽烟。试问今谁健者？慷慨着先鞭。且袖平戎策，乘传行边。
老去惊心鼙鼓，叹无多哀乐，换了华颠。尽雄虺琐琐，呵壁问苍天。认参差、神京乔木，愿锋车、归及中兴年。休回首，算中宵月，犹照居延。
（王鹏运《八声甘州•送伯愚都护之任乌里雅苏台》）重读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