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2期
韩愈贬赴潮州取道何方
作者：李 菁
尽管如此，敕令严急，作为戴罪之身的韩愈自当匆忙上路以求速达。“拘官计日月，欲进不可又”，仓皇之下，他选择了蓝田至武关驿道，这条路虽然崎岖难走，但却比东出潼关取道洛阳、运河更为近捷省时。尽管对于必须匆赴贬所的韩愈来说，选择了商山路，就必须在“时天晦大雪，泪目苦朦瞀。峻途拖长冰，直上若悬溜”的飞雪苦寒的严冬时节，翻越“初从蓝田入，顾眄劳颈脰”的高山（《南山诗》），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在湖湘郴州路和襄鄂虔州路两线之间，韩愈为什么取前而舍后呢？窃以为，韩愈选择前者，可能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其一，基于前文分析，韩愈赶往贬所，无须“日驰十驿”、日夜兼程，而是“乘驿赴任”（如韩愈有诗题为《去岁自刑部侍郎以罪贬潮州刺史乘驿赴任……》），也就是计程而行，一路上勤赶路、少逗留即可。他出发半个月后，经过襄州宜城时尚能偷得些许闲暇游楚昭王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又，其赴潮途中曾作诗《泷吏》云“南行逾六旬，始下昌乐泷”，昌乐泷在韶州乐昌县，据《元和郡县图志》所载推算，乐昌县西北取郴州路至长安约3545里。如果从长安到乐昌费时六旬，那么，韩愈的行速平均应在每天60里左右，即日行二至三驿。这也说明，当时韩愈赴潮是匆而不迫的，因此，尽管湖湘郴州路比襄鄂虔州路略为远些，他仍有理由选择前者。
其二，贞元十九年冬，韩愈曾因上天旱人饥状为幸臣所谗而贬赴位于江南西道的连州阳山。从其时所作的《湘中》、《祭河南张员外文》以及后来的忆作《忆昨行和张十一》等诗中所透露的信息可知，当时他就是从长安东南行，出蓝武驿道、由荆襄溯湘水而上、渡湖经岭而至连州阳山的；且其后遇赦移江陵法曹参军以及半年后重返京城时，韩愈又再次沿这条路线北上。可以想象，重走这条曾经往返、已经较为熟悉的旧路，对于仕途人生再次受挫的韩愈来说，心理上多少是个安慰。
其三，唐代贬逐东南或西南边远地区的左降官，多选商山一途；须南下岭南者，亦多溯湘水而上。如刘禹锡、柳宗元二人，一生两被贬迁，据尚永亮先生考证，永贞元年，二人一赴朗州、一往永州，皆经由蓝武驿道；十年后，他们由贬所返都，又再次经行商山路至灞上（《柳宗元刘禹锡两被贬迁三度经行路途考》，《唐代文学研究》第七辑）。除刘柳二人之外，终唐一代，曾在这条路上留下足迹的使臣或迁客实不可一二数。仅以初盛唐数人为例：武则天长安三年九月，张说配流岭南钦州，有诗《代书寄吉十一》云：“一雁雪上飞，值我衡阳道。”又，徐浩《张九龄神道碑》中有句：“燕公过岭，一见文章，并深提拂，厚为礼敬。”称张说曾过岭经韶，见到张九龄的文章，甚为器重。由是知张说赴钦州，乃经行衡阳、韶州等地。中宗神龙元年，沈佺期长流州，途中有诗《神龙初废逐南荒途出郴口北望苏耽山》，知其南行道出郴州；两年后，他遇赦北归，复经韶、郴、潭等州，有《自昌乐溯流至白石岭下行入郴州》、《哭苏眉州崔司业二公》（诗中有句“长沙遇太守，问旧几人全”）等作是据。中宗神龙二年夏秋之际，宋之问在泷州贬所遇赦北归，亦曾取道湘水，有诗《自湘源至潭州衡山县》为证；睿宗景云元年六月，他二次被贬，自越州长史任流钦州。他从越州北渡松江，溯长江而西至荆州后，南行经过潭州，曾游览岳麓山道林寺，并作诗题壁；又有《晚泊湘江》、《自衡阳至韶州谒能禅师》、《游韶州广界寺》等诗，将其赴钦州路线清晰勾画。玄宗开元五年正月，张九龄罢职南归韶州故里，道中有诗《将至岳阳有怀赵二》：“湘岸多深林，青冥结昼阴。”知其此行取道湖湘；开元七年正月，张九龄奉使广州，有诗《奉使自蓝田玉山南行》，表明他在南归故里两年之后，再次踏上蓝武驿道赴岭南；同年秋，他从广州使回，循故道北返，有诗《使还都湘东作》为证。
职此，既然商山湖湘线乃唐时自京城赴岭南最主要的路线，初唐以降各朝都有官员、使臣一度或数度往返于此途，韩愈还有什么必要舍此而他求呢？所以，虽然元和末年宪宗平讨藩镇取得了暂时性胜利，运河线一度得以平靖，韩愈仍然选择了商山湖湘路，远赴潮州。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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