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3期

行走于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守望者

作者：王晓骊

　　第二，立足传统，以西补中。即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本，借鉴西方文艺理论，解读古典诗词的艺术魅力，并在此基础上重构词学理论体系。叶嘉莹有较长时间的海外生活和教学经历，东西方学术思想和文化思想的差异让她能够跳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拘囿，从更宽广的视野对古典诗学和词学进行新的审视。她不止一次地提出，借助于西方新理论的观照，可以对中国传统诗论中的某些问题做更为科学、更为理论化的反思，甚至认为中国新诗学体系的建构需要有新的外来理论的刺激。在学术实践中，叶先生也不断尝试着将西方文艺理论引入到对诗学（主要是词学）概念和理论的阐释中去，其中的绝大多数都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可。但是与大多数海外学者不同，叶嘉莹有着深厚的中国情结，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对古典诗词的热爱不但没有因长期的海外生活而淡忘，相反在其去国怀乡的现实人生的磨砺下变得更为浓烈。她对西方文艺理论的借鉴并不是为了颠覆中国传统词（诗）学的独特价值，而是为了汲取其长于分析、富于思辨的特点，以此来补救传统词学失之含混和散漫的弊病，进一步发掘其理论精髓。她一直强调传统诗学的研究者必须对本土文化有深刻透彻的了解，同时在具体的学术操作中也不排斥传统文学批评方法。比如她重视对作品本身的解读，常常作逐字逐句的考证；注重“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经常联系作家的生活经历对作品进行深入分析；而在具体的作品品评中，叶嘉莹最拿手的也还是以感悟为主的传统鉴赏方法。从其现有的学术论著和论文来看，叶嘉莹并无意于对任何西方文艺理论进行深入探讨，她只是将之拿来解决词（诗）学中的具体问题。对此叶先生自己并不讳言，她说“无论中西新旧的理论，我都仅只是择其所需而取之，然后再将之加以个人之融会结合的运用”（《（迦陵论诗丛稿）后叙》）。但是她却实实在在地解决了一些古今治词者困惑不已、争论不休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大陆词学研究者开拓新视角的热潮。除了前文已提及的梦窗词研究之外，她以符号学和阐释学的观点解释清代常州词派“寄托说”的合理内涵和限度，用“女性叙写”分析词审美特质形成的原因等就是成功的范例。叶嘉莹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她既不固步自封，也不迷信西学，所以显得游刃有余。对于今天的学者，西方文艺理论已不再陌生，有些词学研究者甚至对此颇有心得。但是词学研究并没有出现像叶嘉莹所预期的新局面。究其原因即在于这类学者往往存在着对传统诗词的隔阂和对西方文艺理论的过分依赖。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重在对文学作品的整体性感悟，而西方文艺理论则重在理论本身的系统阐述，两者各有优点和缺憾。对于以抒情为主的中国古典诗词而言，传统的词（诗）学理论自有其价值，未可一味抹杀。在一些学者的论述中，中国古典诗词和传统诗学成了证明某一理论的材料，这就不仅是削足适履，而是本末倒置了。
　　第三，感性与知性的融合。即以理性整合感悟的散漫，以感性融化理论的生硬。叶嘉莹曾经如此概括自己的学术研究：“我对于诗歌的评赏乃是以感性为主，而结合了三种不同的知性倾向：一是传记的，对于作者的认知；二是史观的，对于文学史的认知；三是现代的，对于西方现代理论的认知。”（《迦陵论诗丛稿）后叙》）第一种属于“知人论世”的传统范畴，而后两种则带有较强的现代性和理论性。通过这三方面的比照，叶嘉莹把属于个人（包括创作者和鉴赏者）的“兴发感动”梳理并整合成一个具有一定普适性的理论体系。如果说前代词学家们吉光片羽式的感悟如同一颗颗珍珠，那么叶嘉莹的理性化分析就是在寻找各种合适的丝线把这些散落的珍珠穿缀起来，让它们成为一个整体，成为一件艺术品。
　　不过，就像歌德所说的那样，“理论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相对于充溢着生命色彩的古典诗词，西方文艺理论作为方法论的有效性是有限度的。不可否认，西方现代理论的缔造者大多过于重视理论本身的严密性，有时甚至不惜曲解文学作品的原意以证明其正确性。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更增加了误读的可能性。叶嘉莹的学术研究虽然一直受益于现代西方理论，但她对各种理论的择取是建立在自我真实的审美感受之上的。所以其词学研究仍给人以古典和生动的整体印象，最大程度地保持了中国古代诗词鲜活的美感。作为一位有着丰厚传统文化学养的研究者，叶嘉莹把重在有得、直指人心的传统鉴赏方法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作为女性学者，她在审美感悟上所具细腻敏锐之特征，也让她往往能抉微发幽，得前人所未得，并让读者有吾心戚戚之感。叶先生细读作品、细味词心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补救了以西方理论解读中国传统诗词可能带来的生硬扞格之弊。
　　然而叶嘉莹学术研究之“感性”，并不只是指直观感悟式的审美体认，也包含了融合自我生命体验的“兴发感动”。她在《从艳词发展之历史看朱彝尊爱情词之美学特质》一文中提出了“弱德之美”的概念，以此来解释词之美感的内在本质。她认为，“弱德之美”从外在表现形态而言是一种约束和收敛的属于弱者的隐曲之美，而从其内在精神而言，却包含着强大的外势压力下坚持操守、坚持理想的人格之美。叶嘉莹独倡之“弱德之美”的概念，来自于三个方面：个人的生活经历、独特的审美感悟、西方双性理论。而第一方面最为重要。叶嘉莹曾在一次访谈中这样概括她的人生经历：“我这一生都是被动的，没有主动的选择，把我扔在哪儿，我就自生自灭去成长。”（《“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叶嘉莹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03年第6期）她在艰难而坎坷的生活之中，用女性独有的坚韧和中国传统文人的执著，坚守着她对人生的热爱和信心，也坚守着被她视为心灵家园的古典诗词。“弱德”——苦难人生的共同经验以及承受苦难的勇气和坚定，使叶嘉莹找到了解开古代词人心灵之锁的钥匙。
　　平心而论，叶嘉莹的“海外”色彩并不浓厚，即使与众多土生土长的大陆学者相比，她依然算得上中华传统文化的忠实守望者和自觉传承者。长达数十年的海外生活没有改变她的文化认同，西方文艺理论的借鉴也只是在方法论上赋予她的研究以现代立场和知性色彩。纵览其论著和论文，字里行间始终洋溢着浓郁的古典美，充满着以生命拥抱文学的热情，就如同她的为人，优雅中透着睿智，沉着中不减灵秀。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