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3期
诏令类文体（二）：制书、诰、敕书
作者：吴承学 刘湘兰
可见，制书、诰文和敕作为命官授职的文体，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的功能又有所不同：唐宋“制”的分量重，而明代则是“诰”的分量最重；而且，由于所施对象地位高低的不同，负责撰写、发布此类文书的行政机构也互有差异。
敕书
敕书也即戒书，是皇帝教令臣下，使之警诫不敢怠慢政务而发布的文书。刘勰《文心雕龙•诏策》说：“戒敕为文，实诏之切者。”敕书、戒书也属于诏书系列文体。由于其作用在于教育，所以文体特点就在于“切”，即严肃、直率。黄佐《六艺流别》卷八曰：“诫者何也？以言戒也。警敕之辞，使之戒慎也，敕之类也。然敕以戒人，而不于与己；诫以敕己，而后及于人。”黄佐认为，敕与诫的区别在于一为告诫他人，一为警敕自己而及于他人。
作为皇帝命令的敕书，其文体的成熟始于汉初，即王言“匹品”之一，专用来警敕、告戒州郡部将的文书。据蔡邕《独断》记载：“戒书，戒敕刺史、太守及三边营官，被敕文曰：有诏敕某官，是为戒敕也。”刘勰分析汉代王言各自的功能时，也云“敕戒州部”。可知敕作为王言，有其特定的使用对象。不过，与诏书专由皇帝使用不同，两汉时期凡尊长告诫后辈或下属都可称敕。如《汉书•成帝纪》记载，成帝曾要求“公卿申敕百寮，深思天诫”。可见官长可以敕成其下属。又如《三国志》卷七记载，曹操出征陶谦前，敕其家人说：“我若不还，往依孟卓。”这是尊长对家里子弟的诫敕。赵翼《陔馀丛考》对敕的使用情况有详细考察，他列举了众多史实，说明“盖古时诏敕本朝廷，而民间口语相沿，亦得通用”。直到南北朝后，敕书才成为皇帝专用的公牍文体。顾炎武《金石文字记•西岳华山庙碑》一文考证说：“汉时人官长行之掾属，祖父行之子孙，皆曰敕……至南北朝以下，则此字惟朝廷专之。”
较之汉魏，唐时敕书的使用逐渐严格起来，使用场合也开始增多，如《新唐书•百官志一》记载：“凡上之逮下，其制有六：一曰制，二曰敕，三曰册，天子用之。”《新唐书•百官志二》曰：“王言之制有七……四曰发敕，废置州县，增减官吏，发兵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上官则用之；五曰敕旨，百官奏请施行则用之；六曰论事敕书，戒约臣下则用之；七曰敕牒，随事承制，不易于旧则用之。”而且唐朝在使用敕书时有一定的仪式，所谓“不经凤阁鸾台，不得称敕”。宋代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记载：“唐时，政事堂在门下省，而除拟百官，必中书令宣，侍郎奉，舍人行进，入画敕字，此所以为敕也。然后政事堂出牒布于外，所以云牒奉敕云云也。”此后历朝大致沿用唐时制度，略有变化。宋时，敕书除了对官员进行告诫警饬之意外，也可用来奖谕臣下，如欧阳修有《赐右屯卫大将军叔昭奖谕勅书》等。明清两代则在赠封六品以下官职时，也称敕命。
关于“敕”，要弄清楚一个文字问题。历代典籍对“敕”有记为“”的情况，如《书》有“天之命”，《易》有“法”。唐陆德明《经典释文》释“”云：“此俗字也，《字林》作‘勅’”。后世一些学者不同意陆德明的观点，如宋袁文《瓮牖闲评》卷四认为：“敕字从‘束’从‘文’，不从‘来’从‘力’，勅字乃是变体，书犹可用也。至于字，则与赉字同，岂可谓之勅字？’王之绩《铁立文起》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考证，认为“音賷，敕音尺，字义绝不相同。《书》之‘敕命’，《易》之‘敕法’，皆作，并传写之伪。”赵翼《陔馀丛考》对此问题也存在疑问，故在自注中特别引出《瓮牖闲评》的观点。《康熙字典》“辨似”篇对“笔画近似，音义显别，毫厘之间最易混淆”的字进行辨析，说：“勅，音尺，制书”，“，音赖，劳。”可见此两字本无关联，后世混用或因形近而误。清代桂馥则认为隶体的“敕”多写作“”，故两字混用。时日既久，在“告敕”这个意义上，“敕”、“”通用的情况已成定势，但就严谨的文体意义而言，“敕书”不当作“书”。
综上所述，制书、敕和诏各有特定的使用对象与场合，具有鲜明的公牍文体特征。尤其是唐代以后的制书与勅文，多用骈文，文辞华丽典重，缺少变化。不过，由于不同文体的功能和使用场合不同，语言修辞上，必须有独特的要求，文章表现出来的审美风格也迥然有异。刘勰认为“授官选贤，则义炳重离之辉；优文封策，则气含风雨之润；敕戒恒诰，则笔吐星汉之华；治戎燮伐，则声存洊雷之威；眚灾肆赦，则文有春露之滋；明罚敕法，则辞有秋霜之烈”。元代徐骏《诗文轨范》也认为：“诏宜典重温雅，谦恭恻怛之意蔼然；册文宜富而雅，制诰宜峻厉典重。”因此，我们在研究诏令类文体时，既要注意到此类文体强烈的政治色彩和实用性，同时也要从中国古代传统文章学的角度，挖掘其古代文章学方面的价值。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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