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4期
沉潜文献，恒毅拓新
作者：邓 建
除了从个体作家到作家群体、从代群分期到定量分析之外，王兆鹏先生还将其研究范围从文学创作延展至文学传播与文学接受，对唐宋词的生产与消费进行全程考察。他首先通过对唐宋词文本的透视，从抒情范式的角度，对唐宋词在人物层、情感层、场景层三个层面的发展流变进行了全新的探讨，然后从传播主体、传播环境、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传播对象、传播效果等各个层面对唐宋词的传播与接受进行了深入考察。他思维活跃、视野宏通，善于整合研究资源、转换研究视角以寻求新的突破点。在进行文学传播研究的过程中，他将定量分析与传播研究相结合，研究唐宋词的名篇与经典；将文献学研究与传播研究相结合，将词籍版本目录学的资料盘活为词学传播研究的资源，既使传统的文献学发挥出新的功能，又使传播研究找到了新的学术增长点。他著书作文，都有一个明确的学术理念：除了解决一个问题、提出一种观点，还要探索一种方法、开辟一个领域。
除了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王兆鹏先生对普及性的学术工作也颇有兴趣，用力殷勤，先后出版过好几本唐宋词评注、赏析之类的书，2006年又出了一本《唐宋词名篇讲演录》。这本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甚至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讲出来的——根据讲课的录音整理而成，他希望此书能保留讲课的原汁原味，更希望通过他的讲课，调动学生的想象，将语言符号还原成词人着力描写的场景、画面，从而引领学生进入到词人建构的艺术世界和情感世界中去；希望通过他的讲课，把他自己的阅读感受和人生体验传达给学生，让学生从作品中领悟人生、感受人生。
经过二十多年的辛勤耕耘，王兆鹏先生逐渐构建起一个自具特色、规模庞大、结构合理、可持续发展的学术梯队，不断为学界奉献新成果。
三
王兆鹏先生治学极严谨，为人极谦和，他二十余年如一日，手不释卷，笔耕不辍，著述丰富，创获之多，人所共睹，但绝不自以为是。他常对弟子们讲，当年唐先生强调做学问要有“三心”——虚心、信心、恒心，《全宋词》、《词话丛编》、《全金元词》、《词学论丛》等一千余万字的传世力作，就是唐先生治学的信心与恒心的最好见证，唐先生著作等身，誉满学林，却经常发自内心地说自己读书不多、学问不博，我们作为唐门弟子、唐门后学，当谨遵此训，尊师重道，敬业乐群。有一次，《古典文学知识》在刊发王兆鹏先生《唐宋词名篇讲演录》之第一讲《约会词》时，在编者按中称他为“词学大师”，他知悉后，甚为不安，马上给编辑部去信请求更正，信中说：“编者按中称仆为‘词学大师’，渺予小子，何敢当之！20世纪‘词学大师’，唯龙榆生、夏承焘和先师唐圭璋三先生足以当之。不才学养资历，离大师相距十万八千里，怎敢担当如此称号，实折杀我也！谨此申明，庶免讥议！”其谦逊严谨，于此可见一斑。他当年曾发表一篇短文《据〈金石录〉考证杨炯的卒年》，依据宋赵明诚《金石录》中的一则史料对初唐杨炯的卒年作出了新的推论，但属于孤证。不久陶敏教授发文指出该孤证不能成立，而且据新的史料对他文章的结论进行了修正。他当即致函陶敏教授，表示真诚的感谢，同时自我反思，吸取教训，举一反三，以后又经常以此事告诫自己治学不可浮躁，当笃行慎言，谨于立说。有时为了核查一条材料的真伪，他不惜花上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的时间，四处搜讨、询求，不彻底查清坐实，绝不轻易落笔。他的《词学史料学》一书中所涉书籍版本资料逾千种，许多资料分藏于全国各地及海外的图书馆，他广泛动员友人、学生等帮忙查阅、搜集材料，又向诸多前辈、同仁诚恳咨询，确保所述材料皆来源可靠、可征可信。他的《唐宋词史论》一书曾获第三届夏承焘词学奖一等奖，此书原名《唐宋金元词史研究》，他曾撰写了数万字的金元词史初稿，而且颇有心得。但等到读了刘锋焘博士的《金代前期词研究》、赵维江博士的《金元词论稿》、陶然博士的《元词研究》之后，就自愧弗如，而将原先所论金元词的章节全部删除，将书名也改为《唐宋词史论》。他在写作《词学史料学》的时候，曾经费时数月普查现存清词别集的版本目录，编写出一份二十余万字的《清词别集简目》，并打印出来向有关专家征求意见，但反馈的意见是收录不全、且有错漏，因此决定将此部分删去不录。此书出版后，学界评价极高，王兆鹏先生却在一片赞誉声中真切诚恳地向诸方家广泛征询意见，又将征询所得及最新发现细心整理，准备修订再版。
王兆鹏先生不仅自己躬行谦逊严谨的治学之道，对其门下诸生亦从严要求，以培养纯良淳正的学风。但他从不对学生疾言厉色，而是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身教之外，辅以苦口婆心、循循善诱之言教。他指导学生做考证练习，虽然从不呵责训斥，但学生们都能感受到一种善意的压力，因为从方法演示、题目选择、搜集材料、排比论证、形成初稿、修订完成，每一步都有明确的时间要求和质量要求，谁也不敢马虎，谁也不想掉队。学生们将写好的习作用电子邮件发给他审阅，他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修改意见发回，或提示发现问题的线索，或要求补充新的材料，或者干脆直接动手砍削增补，学生们按要求改好后发回给他，他又再次增删修改，如此反复，常常要电邮往复多次才能定稿，有时多达六、七个回合。他平时工作繁忙，上课之外，难以另外抽出整块的时间对学生进行指导，他一方面鼓励学生主动与他联系，积极求教，一方面抓紧一切机会对学生面授机宜。逢年过节，学生们去拜访他，三言两语寒暄过后，他就会转入对学生们学业情况的询问和指导。甚至当他因病住院，学生们去探视他，他也要在病房里为学生们讲上一课；他因病到市郊疗养，学生们去看望他，他带学生们登山游览，在山顶凉亭休息时，他也不忘让学生们席地而坐，就地开讲。为了让学生们更方便、更快捷地获得一些基本的治学知识，他将自己多年的治学心得写成《读书“五法”》等文章，将古籍文献、电子文献的检索途径与方法等也写成文章，全部放在自己的博客上，让学生们随时可以查阅。
除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指导外，王兆鹏先生对学生道德人品的养成更为重视，他常常对学生们讲，治学、做人，其理同一，欲治学，先修身；古人讲道德文章，“道德”、“文章”是不可分的，而且“道德”还在“文章”的前面。道德高尚、人品端庄者，方能真正对学问心存虔诚、敬畏之心，方能真正在学问中实现自我价值；而虚心向学、诚心治学，亦能培养高尚的道德人品，祛除浮躁，陶冶情操，让人养成严谨务实、开拓创新的处世风范。
约略言之，王兆鹏先生的治学特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考据与阐释兼顾，还原与建构并举；二是重点突破、深度掘进，横向延伸、立体拓展。其学术风范主要表现为谦逊严谨、厚德笃学，爱生严教、勖勉备至。虽然他已经在学术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他丝毫没有骄矜之态与懈怠之心，他经常说，与一大批终生笃于学问的前辈学者比起来，他治学的道路并不算长，取得的成果更是微不足道，绝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马虎；非常之观，常在险远，唯有不畏艰险，不避辛劳，不断开拓和进取，才能最终得窥学问之堂奥。
（作者单位：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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