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4期
奏议类文体
作者：吴承学 刘湘兰
但是，并不是所有冠以“奏”的文书都是向皇帝进言。“奏记”一体，专指有司言事于上官的文书，虽是上行文书，但不是谏君之辞。刘勰《文心雕龙•书记》有“公府奏记，而郡将奏笺”之语，意即向公府进言称奏记，向郡将进言称奏笺，如《汉书•丙吉传》记载丙吉奏记霍光事、《后汉书•范升传》记载范升奏记大司空王邑事等等。不唯进言三公曰奏记，王充《论衡•对作篇》记载自己曾就“禁奢侈”、“禁民酒”事多次“奏记郡守”。王兆芳认为奏记“进事于王侯大臣，而伸言厥志，奏书之支别也”（《文体通释》）。薛凤昌《文体论》指出：“后世有称奏事、称奏记、称奏书而并不进御者，此当视其内容，不能以此标题而混同视之。”从文体体制而言，这些向三公大臣进言的奏记与向皇帝进言的奏疏并无本质区别，只是二者上书的对象不同，均属奏议文体。
议
古时凡国家大事，必集群臣商议而定之。这种议政行为早在轩辕时代即已产生，据管仲言“轩辕有明台之议”。《周书》曰：“议事以制，政乃弗迷”，指出议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周礼》“八议”说明在当时的政治活动中，广泛使用了“议”这种参政方式。而且，议不仅用于商议国事，也可用于品评德行，如《易》之《节卦》记载“君子以制度数，议德行”。《周礼》“八议”中包括“议贤”、“议能”，也是对人德行能力的评议。这种议论行为，基本上是口头面议，没有形诸文字，还不具有文体意义。
至秦汉时，议被确定为一种国家制度，并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议政体制。秦时有丞相议、廷尉议和博士议；汉则有廷议、集议、百官杂议和下公卿议。此时的议不只是口头面议，已成为群臣上书议政的文体形式。汉初定仪则，进言皇帝的四种文体之一即“议”。所谓“议以执异”，说明议是用来发表不同政见的文体。“议”又可称“驳”，取“杂议不纯”之意，即“推覆平论，有异事进之曰驳”（李善注《文选》）。在议政过程中，若持不同意见，可上书驳论，陈说己意。因这种目的而撰写的政论文章，即是驳议。这种驳议文“主于反复诘难，曲尽事理为要”（吴曾祺《文体刍言》）、“主于进言指误，胜以纯正”（王兆芳《文体通释》）。
蔡邕《独断》对汉代驳议的概念和行文格式有简明扼要的记载。据蔡邕所记，在汉代，每遇疑难之事，就会召集公卿百官开会讨论。如果台阁大臣对某问题已有处理意见，而持有异议者可以上书陈说己见，这种文书就称“驳议”。驳议首先说“某官某甲议以为如是”，以“臣愚戆议异”句结束全文。皇帝审阅驳议文后，认为反驳得有道理，就批答说：“某官某甲议可。”汉代流传下来的驳议文不多，能体现其文体格式的驳议文更是很少。据《汉书•韦贤传》记载，汉哀帝时，丞相孔光和大司空何武上奏建议推毁汉武帝的宗庙。太仆王舜和中垒校尉刘歆上《孝武庙不毁议》，全文以“臣愚以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毁”句结束。哀帝阅览此篇驳议，认为合乎道理，批答曰：“太仆舜、中垒校尉歆议可。”从这段材料约略可见驳议文的文体形式。
唐制，门下省上行公文有六品，其四曰“议”。如韩愈有《复仇议》，柳宗元则有《驳复仇议》。自宋以后，上行的议政文书或称议，或称奏议，实质相同。由于“议”是带有辩论性质的政论文体，要写好一篇“议”需要对相关问题有深入的了解。如刘勰说：“郊祀必洞于礼，戎事必练于兵，佃谷先晓于农，断讼务精律。”即如果要议郊祀，必须先对礼制了然于心；若议战争，必然要通晓军事；要议农业，必须了解怎样种田；要处理诉讼事务，必先精通法律，然后才能“标以显义，约以正辞”（《文心雕龙•议对》）。而且写作“议”时要求“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环隐为奇：此纲领之大要也。”总之，一篇好的驳议文，必须言之有理有据，逻辑严谨，语言简洁扼要，切忌议论支离，观点牵强，辞藻华丽。
“议”作为一种议论文体，还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于文人的创作视野中。此类议不是上书帝王的文书，而是“私议于家，或商今，或订古”，徐师曾将此类文章称为“私议”。如柳宗元有《晋文公问守原议》，用一种新的视点议论评价历史事件，抒发自己的见解。宋代曾巩有《公族议》、《救灾议》，虽然也是谈论礼法制度和国计民生等大问题，但不是上呈帝王之辞，与奏议性质不同。
综上所述，奏议类文体作为大臣向皇帝进言的参政议政之辞，大多密切联系社会生活，是对当时政治现实的思考与反映，政治色彩很强。很多奏议文内容充实，逻辑严谨，文辞简明扼要，切中事理。不过，各个时期的奏议文，其写作风格也各不相同。汉代奏议类文章受战国纵横家的影响，观点明晰，论述充分，语言犀利，气势充沛，很多作品成为中国古代散文史上的名篇。六朝以后的奏议文多以骈体行文，讲究排比对偶，文辞整饬，说理叙事简洁清晰。宋代以后的奏议文，过于追求骈词俪句的形式美，辞多枝蔓，日益趋于繁芜。到明清两代，奏议类文书过于冗长，竟至无法卒读。为了抑制这种情况，形成了一种“贴黄”制度。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贴黄”条说：“章奏之冗滥，至万历、天启之间而极。至一疏而荐数十人，累二三千言不止，皆枝蔓之辞。崇祯帝英年御宇，励精图治，省览之勤，批答之速，近朝未有。乃数月之后，颇亦厌之，命内阁立贴黄之式。即令本官自撮疏中大要，不过百字，粘附牍尾，以便省览。此贴黄之所由起也。”贴黄，即是将奏疏的大意摘录在黄色的纸片上，要求字数不过一百字，再将黄纸粘贴在奏疏上，以便皇帝能快速了解奏疏的内容，及时作出批答。
作为呈现给帝王，奏议类文体的写作除了要求简洁明了、条理清楚外，讲究文辞渊雅是其特色之一。曹丕《典论•论文》说“奏议宜雅”，陆机《文赋》也强调“奏平彻以闲雅”。奏议类文体的“雅”，不仅仅指言辞典雅，其在引用典章故事时，也要注意不能以粗俗之事入奏议文内。据清代姚元之《竹叶亭杂记》记载，“雍正间，札少宗伯因保举人才，引孔明不识马谡事，宪皇怒其不当以小说入奏，责四十，仍枷示焉。”小说在当时社会属于不入流的文字，在封建统治者眼中，此类低俗的文字不应出现在渊雅的奏议文中，否则当处以重罚。
到底怎样的奏议文才符合其实用性的需要？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引刘平国的话：“奏疏不必繁多，为文但取其明白，足以尽事理，感悟人主而已。”而要感悟人主谈何容易！很多大臣在撰写奏疏时，往往费尽心力，言辞肯切，或拳拳忠心，日月可昭；或贯注深情，呕心沥血。一些奏议文写得情文并茂，如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陈政事疏》、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等等，或驰骋议论，或析理透彻，或谆谆教诲，行文风格或犀利，或奔放，或温婉，皆富于文采，成为中国古代文章中的佳构，历代传诵不衰。来裕恂针对历代以来奏议文的发展状况，提出奏议之体的写作，应向唐虞三代学习，做到陈义高远、指事曲当、立论和平，切忌刻薄寡义，危言悚论。总之，要做到“审利害、明义理、达人情”（《汉文典》），才算是符合奏议文书之体格。
秦初定制，改书曰奏。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章者，明也。《诗》云“为章于天”，谓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表者，标也。《礼》有《表记》，谓德见于仪。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盖取诸此也。按《七略》、《艺文》，谣咏必录；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然阙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布在职司也。（《文心雕龙•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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