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言论
作者：佚名
王安忆：逼迫创作，对整个的小说资源消耗很大
《大家》杂志刊登了王安忆在华东师范大学的一次座谈讲话，在讲话中，王安忆对小说的当下处境表示出担忧。她认为，过度消耗小说资源就是问题之一。她说：二十多年前，我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记得有一次我花了大概一周时间写了一个短篇小说，但是我的同事花了半个小时就看完了。二十年前还没有今天这样消费的状况，但也可以用来描述我们今天小说的处境：如此大量、迅速、过度地消耗。我常常听到别人在说，王安忆，你好像很久没写小说了嘛。我算来算去，我一直在写小说，最多是几个月没发表作品而已，可是已经有人觉得我很多时间没写小说了。这样来逼迫创作，对整个的小说资源消耗是很大的。
几年前，有几个电视人在中央电视台做谈话节目时，就在说，用文字去表达，缓慢又不传神，我们用影像来表达，不是非常之好、非常之快速、非常之生动吗？这话当然是有道理的，影像的表达会非常方便而且有效率，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而小说的阅读是一个需要想像力的劳动，它给你很大空间，需要你去完成最后的接受。问题在于，小说除了传达以外，本身的材质是不是还作为我们的审美对象？比如语言。倘若从小说的材质上进行否定，我们写小说的人就没有安身立命之本了。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这个时代，各行各业都是在加速地生产，包括思想家生产概念。比之小说家缓慢地讲一个故事，概念显得又集中，又明确。何苦要那么老半天，说一个故事，说一个人物，然后去表达一个思想呢？因此，概念将小说的思想方式侵蚀掉了。我觉得我们的小说正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中，两头不着，它的表象已经被影视取代了；它的思想，也被那么多的概念取代了。小说要做的就是中间这一段了。
蒋子龙：“讲不好故事”已成了中国作家的通病
蒋子龙在云南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讲不好故事”已经成了中国作家的通病，它严重制约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步伐。这种病症除了源于创造力的贫弱，更源于一种变革焦虑——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优先的思想使长期受文学终极理念影响的作家莫衷一是，既想迅速获得市场支持，又缺少与市场嫁接的叙事手段，从而导致某种集体失语，这也是作家欠缺应变力的体现。中国的当代作家应该从赢得市场、重新挽回文学声誉的高度多做探索。而市场已经对作家的能力提出新的考验：善于写精彩的故事的作家未必是好作家，但不会写精彩故事的作家一定不会是好作家。
李国文：小众文学之路走下去，中国文学离完蛋到底还有多远？
李国文在《钟山》杂志撰文认为，中国文坛现在走的是小众文学之路。他说：我一直认为，白居易是中国文人中特别应该加以研究的对象。在雕版印刷书籍的时期，白居易，大概算得上是中国最受欢迎，最有读者，最具广泛影响，最拥有知名度的诗人了。那时的读书人，要是手里不拿着两册白居易的书，要是嘴里念不出白居易的诗，就是缺乏格调，赶不上时代的落伍者了。我很纳闷，唐代一没有作协，二没有诗刊，三，没有朗诵会、演唱会，四，没有立体的、平面的媒体鼓吹，五，更没有好事之徒、乌合之众，炒作什么排行榜，名家榜，成就榜，畅销榜，起哄嫁秧子，赔钱赚吆喝。然而，白居易的诗，竟弄得连政事缠身的将相王侯，深居九重的嫔妃宫娥，也被他的诗声文名，为之倾倒。不能不看到没有现代传播手段的唐代诗歌，其传播速度之快，影响范围之大，舆论呼应之热，简直成了一个不解之谜。打开整部中国文学史，与大众如此呼吸相通，生息相关，声气相连，心神相交的文人，还真是很少见有与他相匹敌者。
虽然，每读文学期刊的五光十色；每逢文学评奖的烈烈轰轰；每见评论界精英联袂携手，盛赞某部作品之不朽时，应该是形势一派大好，而且越来越好的。然而，面对读诗的人，没有写诗的人多；读小说的人，没有写小说的人多的渐次式微的悲凉现状，由不得担忧起来，如此下去，中国文学离完蛋到底还有多远？
道理说来也很简单，你为大众写，大众买你账。反之，你若不为大众写，大众也就不会买你的账了。因此，白居易为大众写作的诗，甚至千年以后，在当今中国的土地上，不还有人在读他的诗吗？只要是识几个汉字的中国人，无一不能信口念出一两句白居易诗的，这就是为大众的文人和为小众的文人，其根本差别所在。
我们的文学，要是不改初衷，继续沿着这条越走越窄，越来越失去读者，到最后只能自得其乐，而没有人会看一眼的小众文学之路走下去，还能苟延残喘多久呢？
黄发有：文学进入了一个劣胜优汰的衰退期
黄发有在《南方文坛》撰文说，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文学的审美性逐渐成为消费性的附庸。作家为了使自己成为市场的新宠，开始热衷于炒作。刻意渲染性描写和暴力制造市场热点。其实，消费文化的商业操作模式是“注意力经济”，大众趣味总是在好奇和逆反之间震荡，对于所谓“个性经验”极容易产生餍足心理，这就意味着“个性化”成了一种毫无定性的变色龙，作为消费文化的文学创作就注定要被迅速遗忘的。在“用过即扔”的消费观念的笼罩下，“个性”也成了“一次性”的精神面具和商业化的代名词。
今日的文学创作流行的是反经典创作，十年磨一剑的苦吟几乎成了绝迹……一部真正的好的小说怎么也得写个两三年，你得查资料看东西修改啊，整体上，从作者到出版者都是很浮躁的。……作者写稿子追求印数和版税，出版社也并不要求什么精品，不要求写得精致，更不指望在将来能成为经典。这样，作家的积累慢慢地就没有了。
文学经典是历史的回声，是审美记忆的延伸，也是后代作家超越自我的精神刻度。遗憾的是，今日的不少作家已经堕落成了变相的抄袭者，他们刻意模仿中外经典，却极力摆脱影响的焦虑。成为经典的寄生虫，却将经典提供的崇高甚至伟大的审美经验涂抹得面目全非……当旧的经典被反复地篡改曲解误读，而新的经典又无从诞生时，文学就患上了健忘症。她缺乏自主意识，唯一能够把握的只有瞬间的迷狂。消费性文学的低水平重复，使文学不断退回到起点，从零开始，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积累创新和超越。文学的空间就像电脑存储器一样，信息的反复刷新、覆盖、涂抹了原有的信息；文学垃圾的极度膨胀，严重地侵蚀、挤兑了那些可供保留吸收借鉴的独创性文学的生存空间。这样，文学就进入了一个劣胜优汰的衰退期。
朱竞：汉语面临危机
朱竞在《社会科学报》撰文认为，当我们身处“全球化”、“国际化”的热浪中时，便会感到汉语已经越来越面临着危机，感叹现代中国人母语能力的下降。很多人开始大声疾呼：拯救汉语。如果不及时调整，有一天我们的后代学习古汉语要比学习外语还难。现在看来，危机已不仅仅来自外语的威胁，祸起萧墙更让人忧心忡忡。我们自身的放纵和苟且是一种妥协，甚至是一种投降，使得汉语文化的被颠覆来得更直接、更容易。很多作家对汉语也不够尊重，作品中充满着一些污秽、暴力的语言，传播着没有道德感的内容，对青少年的成长有着极大的危害性。损害了汉语写作的尊严，也就失去了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而当代中国作家几乎都走在这样一个介乎被“欧化”的带翻译腔的“西文”之间的“中间道路”上。创作界如此，批评界和理论界也难以超拔。一百多年来，我们学术话语“西化”色彩浓重，从概念、范畴到理论命题，都很少使用传统古典文论的东西，出现了“失语”的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