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普利策奖得主与中国女作家在本刊对话
作者：佚名
(叶广芩等四名中国女作家开始加入谈话)
布鲁克斯：刚才在幻灯片里已经见到过几位女士了。
马丽华：我原来也是搞纪实文学的，也是刚刚尝试着写完第一部小说，从纪实文学到虚构文学的转变，您是怎么考虑的？
布鲁克斯：儿子出生，我就不再想全世界地跑了，我希望固定下来，和儿子在一起。打算写小说就是这样想的。第一部写的就是这本《奇迹之年》。《马奇》是我的第二部小说作品。
叶广芩：我非常欣赏您写的这种人在极端困境下所表现的人性的东西。您怎么想到写这个题材的？
布鲁克斯：当时我在中东做记者，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待久了就想休息一下，于是去了英国，想看一看绿色，我开车到了伦敦北部的乡间，路过的一个地方发现一个路标，上面写着“瘟疫村”，我非常惊讶，从来没有一个旅游景点用“瘟疫”二字吸引游客，出于好奇便走进去看，了解到三百多年前这个村庄发生过大瘟疫，发生瘟疫后村里将村庄封闭起来，以防止瘟疫扩散，很多健康的人也被封闭起来。我非常震撼，便构思了这部作品。
毕淑敏：刚才我看了您的书的后记，很感动。鼠疫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疾病，在我们国家，鼠疫在疫病中排第一位。疾病的灾难面前，人性表现得更复杂。
贺绍俊：毕淑敏也是一位关注疾病与人类的作家，她的许多作品都写到了疾病与人的关系。两位作家一定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布鲁克斯：这方面您比我更专业，因为您是一位医生。
贺绍俊：她有一部作品专门讲女性乳腺癌的，反映这一疾病对女性心理的影响。
布鲁克斯：这个题材非常值得写，这一疾病虽然能够治愈，但对心理的创伤是难以治愈的。
叶广芩：对女性的关怀还要靠女作家来完成。
徐坤：我还没来得及看这部书，《奇迹之年》是写1666年英国发生的大瘟疫，为什么叫“奇迹之年”呢？
贺绍俊：徐坤自己是女性作家，写女性，也研究女性写作。她也写了一个关于非典的作品，《爱你两周半》，你们应该很有交流的共同点。
布鲁克斯：简单说是引用了英国文学家约翰·德莱顿的诗，是他把1666年称为奇迹之年的，这一年，发生过大瘟疫、荷兰人进攻伦敦、王政复辟、伦敦大火等大事，奇事倍出之年吧。但我认为，书中女主人公勇敢的行为才是一个奇迹，村庄的人将自己封闭起来的人道精神高度，更是奇迹。
徐坤（对马尔凯塔）：您写小说和写剧本有何不同的感觉？喜欢哪个？
马尔凯塔：小说是一个人工作，电影则是集体工作。写剧本时可以进入角色，这也是一种享受。从这个角度讲，我更喜欢写剧本。
叶广芩：我想知道作为小说作家和剧作家，哪个收入更高些呢？
马尔凯塔：因人而异，我的情况恐怕不具代表性。对我来说小说带给我的收入更多些，我的小说有大量版税；至于电影，澳洲的电影和美国电影不太一样，美国电影剧本可以得到上百万美元收入，在澳大利亚则很少，对我来讲，电影远远不如小说收入高。
贺绍俊：您二位只写长篇，还是也写中短篇？澳大利亚有没有专门发短篇小说的刊物？
马尔凯塔：我也写短篇，很少。
安德森：澳大利亚有三四个这样的刊物，暑期一些报纸的周末版和杂志会登些短篇小说，总的来讲，短篇一般是以集子的形式出版。一般的文学杂志把篇幅主要用于书评和对社会问题的探讨。
毕淑敏：澳大利亚男作家多还是女作家多？
马尔凯塔：差不多吧。
毕淑敏：但是中国的男作家好像比例较多。88%！只是女作家可能比较活跃，显得多。
布鲁克斯：为什么会是这样？
贺绍俊：作协的会员数字不能说明问题，女性写作其实很多，男性由于种种原因，更容易得到会员资格。
(媒体记者开始加入谈话)
记者：您的新闻工作经历对您文学创作有什么帮助吗？
布鲁克斯：给了我很多好的视角，记者生涯让我有了丰富的经历，也接触了很多人，记者经历是我丰富的图书馆。
记者：我看到您在创作《奇迹之年》前做了大量调查，我想问您为什么没有将它写成纪实文学？
布鲁克斯：因为那个时代瘟疫村的村民都不识字，没有多少历史资料留存下来，无法写纪实作品。
记者：女性创作与写女性，这两个概念各位有过界定和思考吗？
毕淑敏：拯救乳房恐怕是专为女性写的，这是女性独有的病，对女性也很重要，男作家可能也不太方便写吧，毕竟女性疾病对女人造成的心理影响，男作家体会得不如女作家深刻。
布鲁克斯：上个世纪，女性写作遇到很多困难，女性不得不用男性名字写作。澳大利亚也有这样两位作家，英国也有，乔治·艾略特就是女人用男人名字。过去文化是男人主宰的，女性被排除于文化之外，这种情况现在得到了改变。没有人在乎作家的性别了。
记者：如果您在瘟疫村，您会怎么办？
布鲁克斯：我想我得视我儿子而定。如果儿子活着，我会全力保护他，哪怕我的决定是错误的。如果儿子死了，我会做出牺牲，为了集体。
记者：人在灾难中总会有很多独特的体会，您为什么把灾难题材作为文学创作的题材？
布鲁克斯：我写小说时还没有非典，但有艾滋病。西方艾滋病的出现，使人们的关系变得互相猜忌，互相害怕。这让我想到17世纪人们面对灾难的不同举动，这是我写灾难题材的动因之一。
记者：在中国，作家有时会去一些地方体验生活、进修、学习，或是挂职锻炼，请问，澳大利亚的作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马尔凯塔：对我来讲，我通过我的学生得到新鲜知识。明年我可能要离开学校，去旅行。
布鲁克斯：对于我来讲，我有一年多的时间在哈佛做研究，接触不同行业的人。
记者：在中国，有一部分作家学历比较低，但他们写出了优秀的作品。不知道澳大利亚作家的知识结构如何？
布鲁克斯：其实这在西方也是如此，作家是各种行业的人都可以做的，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都可以走上文学之路。
记者：您认为是什么使您的《马奇》获得普利策文学奖？
布鲁克斯：可能是因为符合了评委的审美倾向吧。我本人独特的经历对我的写作和获奖可能也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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