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２００６年度有意思的小说话题

作者：本刊编辑部

　　回眸2006年，我们关注长篇小说的收成，也应该关注围绕着小说而展开的讨论。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年代，聪明的作家正是从这种百家争鸣的讨论中汲取到思想的智慧。因此一些有意思的小说话题值得我们记住。
　　
　　●生活与虚构的关系
　　
　　在上海大学举行的关于“小说与当代生活”的圆桌对话上，涉及到“生活与虚构”的关系。作家王安忆提出（艺术中的）虚构生活和非虚构生活之间的区别。她认为，小说是一个虚构的世界，它用自己来辨证，而不需要用生活来考量。作家莫言认为，现实的生活丰富多彩，其中艺术的内容比比皆是。如此丰富的“生活”已经不需要作家去编故事，“写什么”的问题不是衡量作品好坏的首要标志，剩下的问题是“怎么写”。个性化的语言、结构等因素是文学的核心要素。作家曹征路也赞成小说是虚构的产物，他接着区分了虚构与虚拟，虚拟是不受约束的编造，而虚构和“生活”/现实的关系更加微妙，要求作家实行更加富于个性化的表达。作家张炜认为，难度最大的想象力是极其个性化的，同时写的又不完全是现实生活，这中间需要对结构、语言、词序进行个性化塑造，写作是通过个人语言抵达事件。蔡翔指出，“生活”不是一个单纯自足的概念，而是被各种力量组织起来的。他要求重提形式问题。他认为形式的问题和现实的问题休戚相关。文学的形式关涉到对现实的“态度”即形式背后的立场。所以，文学的批判性和文学的想象性和可能性紧密纠缠在一起。
　　
　　●《那儿》引发左翼文学的讨论
　　
　　曹征路的中篇小说《那儿》自2004年底发表以来，因其强烈的现实性和问题意识引起人们热烈的讨论。今年一些理论批评刊物继续发表讨论文章，论者更多是文化研究的角度，探讨工人阶级的历史和命运，以及由此带来的左翼文学传统等话题。
　　李云雷认为，小说对社会主义思想的重新阐发、对下层人民悲惨生活现状的揭示，可以看作“左翼文学传统”在今天的延续。韩毓海认为，《那儿》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命运，它突破了像《一地鸡毛》、《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这种小说的小市民意识或市侩意识的主题，而表现了一种无产阶级意识。因此他把《那儿》看成是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季亚娅认为，左翼文学一体化和体制化的时代已成过去，但是，它对现实的批评性和干预性，它关注时代、历史和底层的价值立场，它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呼唤，仍然彰显出它的价值。至少，我们看到，《那儿》的种种努力，为一种似乎已经死亡和已被淡忘的文学再次注入了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左翼文学不死，左翼精神永存。
　　
　　●质疑小长篇
　　
　　近些年来小长篇十分走俏，也有人倡导小长篇，甚至将小长篇视为长篇小说突破的途径，小长篇一般是指十多万字篇幅的长篇小说。莫言在《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上发表的《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一文中，特别谈到了长篇小说的长度问题，他认为长篇小说就是要往长里写，但“把长篇写长，并不是事件和字数的累加，而是一种胸中的大气象，一种艺术的大营造。”他同时也分析了长篇越写越短的原因：“长篇越来越短，与流行有关，与印刷与包装有关，与利益有关，与浮躁心态有关，也与那些盗版影碟有关。从苦难的生活中（这里的苦难并不仅仅是指物质生活的贫困，而更多是一种精神的苦难）和个人性格缺陷导致的悲剧中获得创作资源可以写出大作品，从盗版影碟中攫取创作资源，大概只能写出背离中国经验和中国感受的也许是精致的小玩艺儿。”莫言因此将长篇小说的长度视为长篇小说的尊严，他说：“长篇小说不能为了迎合这个煽情的时代而牺牲自己应有的尊严。长篇小说不能为了适应某些读者而缩短自己的长度、减小自己的密度、降低自己的难度。”
　　长篇小说的长度，不仅关涉到篇幅的长短，它必然反映出作家的审美姿态、对世界的认知方式等。因此几位批评家在讨论60年代出生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时，也专门探讨了小长篇的问题。汪政认为，小长篇不过是中篇的加长。中篇本来就是一个新兴的暧昧的文体，还不成熟。为了适应现在的刊物的需要，再加上影视化写作的影响，就有了现在泛滥成灾的小长篇，它使许多本来不能从事长篇写作的人得以混迹其中，败坏了传统长篇的形象，使得传统长篇的许多审美特性与审美功能难以为继。复杂变成简单，丰富变成单薄，深刻变成肤浅。许多技巧以及赖以支撑的美学表达也成为不可能，比如描写，现在描写几乎难有立足之地，小长篇的篇幅限制太大了，哪里还有时间去描写，只能是叙述，叙述，再叙述，一路狂奔而去，这实际上是文学在图像时代自动放弃了自己的文字优势。洪治纲认为，绝大多数小长篇都是不成功，只是一种时尚类的消费产物。小长篇的兴起是迎合当代文化的快餐消费心理，只能适应于简单的人物关系和故事结构，不是真正的长篇写作目标。从常理上说，一部长篇所要表达的应该是具有一定复杂性的生活，过度的简约化处理，要么是作家的审美思考不深厚，文本驾驭能力不够，故而投机取巧绕道而行；要么是原本就是一个短篇或中篇的构架，作家主观上刻意注水而成。李敬泽认为，小长篇的时兴表明了我们在简化我们的经验，表明我们无法为这个经验提供纵深和发展。他质疑小长篇是艺术上的权宜之计。
　　
　　●思想界对文学界的批评
　　
　　胡发云的长篇小说《如焉@sare.com》发表后受到非文学界的学者的好评，他们特别赞赏作家在小说中表现出的强烈干预现实、批评社会问题的态度，并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太缺少这样的作品。批评主要涉及文学的思想和道德层面。如丁东认为，中国主流文学界对当下公共领域的事务缺少关怀，很少有作家能够直面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他进而认为最可怕的还不只是文学缺乏思想，而是文学缺乏良知。赵林用“短平快”、“麦当劳化”、“好莱坞化”来表达他对当下中国文学的印象，认为中国文学已经成为看过即忘的“一次性消费品”，这种状态虽然对于解构旧的意识形态具有相当的意义，但现在似乎走过了头，思想和灵魂都已经“不合时宜”。傅国涌对文学的普遍印象是为市场服务，走取悦、献媚市场的路子，回避现实，避免碰钉子。他认为，这同样缺乏文学自身的独立性，与依附政治一样，依附市场的文学也没有尊严可言。
　　其实对文学的尖锐批评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包括以上所举批评也并不新鲜，但由于这些批评出自非文学界人士，且通过媒体聚焦，就产生了较大的回应。通览这些批评以及对批评的回应，首先就涉及到一个文学如何表达思想的问题。昌切认为：“表达思想比较好的文学，一定是富有艺术魅力的文学作品。如果失去了这种魅力，思想可以用其他方式表达，比如可以用长篇大论的方式表达，这样可能表达得更清楚。文学之所以跟别的东西表达不同，就是它给读者们留下了相当大的阐释空间，即使是在表达思想时。”
　　其次，就涉及到文学如何反映现实，当前尤其具体为如何反映底层生活。谢有顺认为，文学是一个广阔的世界，它和现实、和人类生存状况的关系，也是多种多样的。面对现实，它既可能是一种直接、有力的介入，也可能是一种秘密、个人的表达，两种方式都能产生伟大的文学——以一种文学来贬抑另一种文学的悲剧，在意识形态做主导的时代里是很常见的，今天我们重新讨论文学的现实责任的时候，仍需警惕这种简化文学的思维方式。作家苏童认为，关注“底层”，并不意味着作品一定要出现一个下岗工人，对底层的关注随个人的社会眼光而呈现的个人方式不一样。作家韩东认为，如果要创作一部具有底层经验的不朽的文学作品，一定不能是以所谓“深入生活”的方式，自上而下的窥探，这样的作品应该来自既是底层本身又超越底层的这些人，创作出这样的作品是他们的使命。
　　这次所谓思想界与文学界争论的事件本身也值得思考。王晓渔说：“思想和文学绝非敌人，目前的问题不在于双方互相干扰，而是双方的交流还远远不够，还有很多需要共享的常识未被双方接受，从而变成‘异见’。正如残雪所说，思想者需要补补文学常识；也正如袁伟时所说，文学界需要补补现代政治学的常识、现代法学的常识、中外历史的常识……思想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的对话姿势也不必定格在‘反唇相讥’，而是需要‘躬身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