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6期
农民的呼唤
作者：杨豪
——民谣
民以食为天，中国的农民世世代代在黄土地上休养生息，他们用自己辛勤的汗水，用勤劳和勇敢在黄土地里刨食，他们又像老黄牛一样在黄土地上艰难地耕耘、播种、喘息，希望换来一份土地的回报，盼来丰收的喜悦。他们纯朴善良，安分守己，忍辱负重，然而，近几年，随着农民负担的层层加码，各级政府的变本盘剥，他们纯朴善良的本性受到了欺压，想安分已使他们没法安分，忍辱负重到不堪重负。脸朝黄土背朝天，一粒汗珠摔成八瓣，辛辛苦苦盼来的丰收带给他们的却不是喜悦，而是伤心和失望。他们将粒粒用汗水换来的粮食全部交给他们的父母官，仅留下一些果腹的口粮。尽管这样，“父母官”派出的“国策队”还将他们剩下的一点粮食全部撮走……
让我们先看看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景吧!
一、警钟频频敲响，血写的事实给人们以警醒
1992年5月15日，随着一声凄厉的哭喊，一位年仅37岁的年轻妇女，抛夫弃子跳入距离逼款干部只有17米的水塘中，在干部们眼睁睁的注视中沉入水底，在场的干部们袖手旁观，无动于衷，没有一个人下去救她。她是湖南省某市农家妇女潘群英。5月10日，乡里决定向村民收计划生育连环费，5人以下户每户交50元，5人以上户交100元。5月13日，乡村干部到潘家收款，她倾其所有，还向邻居借了50元，但仍差9元无法凑齐。仅过两天，一名乡党委副书记又领人上门催款。潘群英自然是交不出，于是乡干部就强行搬她家的电视机和自行车，潘群英拼命阻拦，两天两夜没吃没喝的她争抢不过被推在车下。那位乡党委副书记用脚猛踩车的后轮并口吐脏话。潘群英的身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在她看到家中的电视机、自行车被强行搬走后，绝望中的她随即当着干部的面跳水身亡。
1992年6月9日，湖南省某县村民邓贤清，因抵制乱罚款，在遭到乡干部殴打后服毒自尽!事情的起因是当天上午，乡联防队员黎长生三人给曾参加赌博但已被处理过的村民邓贤清的儿子邓解成再次下达罚款通知书，邓说已经处理过怎么还要罚款，因此拒绝接收。争执吵闹达两个多小时，后来黎长生就动手打人，邓解成出于还手你一下他一下就干起来了。黎长生觉得自己打不赢就返回乡政府，向书记、乡长报告自己被邓贤清父子打了一顿，要求乡领导为其撑腰。当天下午4时，书记、乡长就组织黎长生等8人前往邓家。邓解成得知乡里来人后吓得逃往后山，黎长生见抓不着邓解成就将尾随而来的邓解成的父亲邓贤清抓住。黎长生念完传唤证，要押走邓贤清，邓说：“我没犯法。”他不肯去乡政府。黎去拖邓遭到邓的反抗。这时，随同而来的曾小安、黄云平、李跃军等三人一拥而上将邓按倒在地，黎长生将邓贤清老汉的一只手铐住，曾小安朝邓的右胁下猛蹬一脚，致使邓贤清老汉右胁下7根肋骨折断。在这种情况下，邓贤清老汉仍被押往乡政府，中途邓贤清老汉两次用头猛撞石头自杀，血流如注。下午5时许，邓贤清老汉被押到镇上一间空着的供销社的生资仓库关闭起来，邓贤清老汉悲痛欲绝，趁无人之机，吞服了仓库旮旯里残存的半瓶农药，当邓贤清老汉因农药发作痛得在地上乱滚时，书记、乡长等人不仅不组织人抢救，反而拔腿赶回了乡政府。一个活鲜鲜的生命就这样死去……
1992年11月19日，河南省某县，村支部书记蔡天侯带领乡村组干部19人，从农民蔡玉堂家强行拿走255斤芝麻、19斤小麦，当晚蔡玉堂在门前的梨树上上吊自杀。据事后调查，蔡玉堂所在的村民小组夏秋两季负担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167％。
1993年2月21日，安徽省某县农民丁作明，因本村农民负担过重参与上访后同村干部结怨，在2月21日与副村长丁延东发生纠纷后，因不服乡派出所的不公处理，被乡派出所3名联防队员用电警棍、木棒毒打近两个小时，造成脾脏破裂，失血过多，于第二天下午惨死在手术台上。
1993年3月2日，四川省某县抗美援朝三等功臣龙银泰等三人身背1952年县人民政府赠给龙银泰的“人民功臣”木刻横匾，带着所在地的农民“双提”方案、负担通知书、医院伤情证明等材料，再一次到四川省农民负担主管部门反映农民负担不堪重负，请求上级政府主持公道。根据该村的“双提”方案，人民功臣龙银泰和朱世礼两户，当年税外负担人均为154元，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395％，全村平均达到35％，实在让人触目惊心!
1992年2月，黑龙江省某县744名农民不顾重重阻力联名画押上书党中央、国务院，控告某乡党委书记肆意加重农民负担，给他们生产、生活所造成的严重困难。8000余字的控告信和密密麻麻的六页半纸的手印，震动了中央和地方的各级领导。这次上访事件创下该省建国以来上访规模的最高纪录……
……够了，一桩桩血案已经够我们警醒的了。这些血案虽然被报刊披露后最终解决了问题，但是还有许多正在上演的不为人所知的悲剧呢……
二、任中央三令五申，任农民怨声载道，不管你有没有，不管你愿不愿，只要我需要，全都摊给你
进入九十年代，似乎还没有哪件事情像农民负担这样引起党中央的重视和关注，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中央就减轻农民负担问题连续发了四个文件。令人遗憾的是，农民负担不但没有真正得到减轻，在一些地方反而愈演愈烈。
早在1990年2月，国务院就发出了《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同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联合发出了《关于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决定》。然而，尽管禁令一而再地发，农民负担还是在扶摇直上。1991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比上年增长713％，而同期农民人均承担的村提留、乡统筹却增长了826％，农村劳动力承担的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比上年增长了218％，以资代劳增长292％。当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省(市、自治区)超过了5％的限额。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温家宝在湖南调查时发现，该省1991年农民负担加上合同外部分达10％—15％，远远超过5％，据《农村工作通讯》透露，河北省多数地方超过8％，有的县高达15％—20％。
1991年12月17日，当时的总理李鹏签署了国务院92号令，发布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尽管条例对村提留、乡统筹费和劳务工标准及使用范围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各地依然我行我素。1992年，河南省有关部门下发的文件中直接涉及农民负担的就有182个，其中违反条例的82个，应降低收费标准的29个。仅明文规定的教育附加费、农田水利建设基金、乡镇企业发展基金就超过了5％。从江西省政府不久前宣布废止的不合理负担和摊派看，违反条例的达47项之多。张家口地区行署专员杨新农在“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据他们对全区102个乡镇、208个村的1194户农民调查，农民负担超过条例规定833个百分点。
1993年3月19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再一次发出措词严厉的《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可就在紧急通知在报上公布的第二天，湖南省某县的一个乡镇又因摊派款交不上来，再度抄了两户残疾人的家……
悲剧还在上演，流血的“随州事件”发生后，农民负担问题再度给了我们重重一榔头——
1995年12月4日，已是腊月了，农民勤扒苦做辛勤劳作了一年，都盼着过一个安静祥和的新年。这天湖北省随州市万和镇沙河办事处党总支副书记、主任余万新，带着由19人组成的“清收兑现小组”来到冷岗镇一组农民蔡守国家中，要求他将欠交的提留款134919元交清。前两天就已在四处筹钱的蔡守国说：“我想借高利贷又借不到。能不能宽限几天?”
“宽限个球，你拖了这么久，已经够宽限的了。”余万新不答应。
“那这钱实在是没办法。”蔡守国愁眉苦脸地说。
“你不是还有谷吗?那就用谷作抵吧!价额肯定要比市场上作得低些。”
“这交够了公粮剩下的一点谷是我们全家的口粮，你们要是盘去，我一家明年春上吃什么呢?”老实本分的蔡守国只有苦苦哀求。“余主任，你就行行好吧!”蔡守国的妻子徐桂菊竟给这一群人下跪了。
看到这个样，余万新心里有几分发酸，就答应再宽限一天，让他们务必在第二天中午12点以前将欠款交清，否则就不客气。
他们走后，蔡守国急得在堂屋里打转转，他到哪儿借钱呢!他的亲戚都是盘土坷垃的，没一个拿工资，种田的人都要交自己的摊派提留，自个都着急，哪有钱借给你呢。蔡守国左想右想，也想不出哪个亲戚有钱。为了抓住这紧急的一天一夜时间，蔡守国摸黑跑了十八里山路转了几个亲戚的家门，还没等蔡守国开口，他们倒先叫起苦来，弄得蔡守国心里闷闷的，只好摸黑赶回来，一夜无话。
大清早，蔡守国又出门了，准备再找几个亲戚，然而结果都是令人失望，他像霜打蔫了的茄子一样浑身没劲，脚步也乏力，东一脚西一脚地走回来，好几次踢在路边的石头上，跌了几个跟头。想到钱没借到，不好交差，心里像猫抓一般的难受。没法子，蔡守国只好心里一横，挺倒去球，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相信他们不会要我的命。
蔡守国前脚进屋，余万新后脚就又带着那一群“清收兑现小组”来了。余万新问：“钱借到没有?”
“唉，我跑了好几家亲戚，都没借到。”蔡守国苦着脸说。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啦!”余万新对手下的人说：“你们动手把那头大肥猪牵走。”
几个人一哄而上去捉那头正在院角猪栏里憨睡的大肥猪，抓的抓脚，捉的捉耳朵，扯的扯尾巴，那头大肥猪被这突然一闹吓惊了，死命地挣扎，死命地嚎叫，像立马要上案板似的。求生的本能使这头大肥猪张开大嘴“吼吼”地咬起人来，几个捉他的人吓得松了手。大肥猪一时在院子里乱窜，把鸡也撵得飞起来了。
“捉住，捉住，抬走。”余万新在一旁指挥道。几个人又追又撵，大肥猪口吐白沫，不停地张着嘴吼叫着，一时弄得院子里鸡飞狗跳，像是电影镜头里鬼子进村似的。
大肥猪终于寡不敌众，被几个人捉了，抬到门口准备好的双排座汽车上。临走，余万新丢下一句话：“要是不尽快把款交来，就把猪卖掉。”
猪被拉走之后，蔡守国心里感到一阵空落和不可言状的悲哀，原打算就这样算了，但想想一瓢一瓢潲水把猪喂大，多少还有些感情，就这么白白地让他们赶走，横想竖想心里总是不舒坦。他还指望把猪杀了过年待客哩!甚至还打算把村上的干部请来吃一餐，让他们今后好关照一下自己。要把猪取回来，就只有去借钱。蔡守国让母亲、妻子全部出马，都去借钱。整整奔波了一天，还是母亲和妻子各自在自己的娘家“哭”来了200多元，合起来470元钱，还不够。蔡守国和妻子只好又把留作过年打豆腐的30斤黄豆和留作待客用的几斤香菇卖了，才凑齐了700元钱，还差一大截。
于是，蔡守国揣着这些钱来到沙河办事处找到余万新，希望他们能开恩，把猪换回来，但因为钱没交齐，他们没有把猪让蔡守国赶回来，反而还让他尽快把剩下的一部分款补足，否则不让他过好年。
7日大清早，村支书袁楚华又来到蔡家，蔡守国因为没钱交，像犯了罪一样地以为他们又来找麻烦，吓得躲在房内不敢露面。袁楚华就对蔡守国的老婆徐桂菊说：“再不交钱就要卖猪了。”
支书袁楚华走后，蔡守国再也想不出借钱的办法，准备到万和镇打些短工，挣点钱，顺便也躲几天，免得他们天天到家里来闹，日子过不成。
走到半路上，虽然天气晴得好好的，但他心里却是灰灰的，有的人家已经在购置年货，自己却准备去打工，这一打工至少得一个月才能挣够那几百块钱，可他们能等一个月吗?自己不在家，他们再来闹，那可怎么办?老婆一个女人家扛得住吗?就是把猪换回来，这么些天猪不知瘦成什么样，掉了多少肉了……这么左想右想，不知该怎么办好。竟鬼使神差地折转身去，回到了家里，坐在凳子上一口一口地吐闷气，妻子说：“你怎么又回来了?”蔡守国也不作声。“哎呀!我的老天，你还像没得事一样，过几天他们又来要钱咋办呢?”咋办呢?妻子的话更使他心里感到一片黑暗，胸口像压着一块石头一样难受，没有一点力气，声音里带着一种哭腔说：“我一个大男人，连一家人都养不活，活着没啥意思!”
妻子没有时间跟他细说，又到灶房里张罗她的事去了。蔡守国趁妻子不在，从柜子下面拿出那半瓶除虫用的农药甲胺磷就喝了下去。药性发作后，蔡守国在地上翻滚着挣扎、呻吟。妻子从厨房那边过来，看到这情景，吓得脸都白了，话也说不清楚，呼叫着左邻右舍来救人。村人慌忙绑好担架，风风火火送他到办事处卫生所。终因药量过多，抢救无效而咽了气。
妻子徐桂菊哭了个天昏地暗，没想到以前那么穷困的日子都过来了，现在只因为交不起摊派提留，男人就想不开寻了短见。
蔡守国的惨死激起了乡亲们的怨火，因为蔡守国的冤死是农民负担过重引起的。他们纷纷要求将尸体抬到办事处的办公室里，以示抗议。办事处的干部要他们冷静，不要冲动，不要闹事。但已经愤怒了的群众哪里听得进这些?并且更加迁怒于乡干部，人不就是你们收提留逼死的?蔡守国的尸体在办公室的桌上停放了三天三夜，每天有数千名群众围观、起哄、质问。蔡守国的死引发了他们的同感，要求惩治凶手并减轻农民负担。
“这些当官的为了自己，太不管我们老百姓的死活了。”
“我们脸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做到头，还不够交他们的。”
“这些当官的心太黑，吃香的喝辣的，收起钱来硬是逼命，比过去的国民党收租子还恶心。”
“我们不把事情闹大，不会引起上面的重视……”
愤怒的群众冲进办事处，砸坏了牌子、门窗，有的干部上前阻拦，也被愤怒的群众打伤了。那些群众把平时对干部的意见，把对摊派提留负担过重的不满情绪趁机发泄出来。他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痛快过。蔡守国的死给他们找到了发泄的机会。
此时，闻知此事的随州市委主要领导带领干部赶到现场，耐心地做了大量工作，才慢慢地控制住了事态的发展。
再让我们回过头来为死者蔡守国算一笔账，看看他的负担到底有多重。蔡守国一家三口人，母亲和其他兄弟一块过，小孩才两岁半，种了三亩四分田。前几年，这一带农民种香菇，他家每年收入两三千块钱，蔡守国勤扒苦做，用辛辛苦苦积攒的钱盖了两间平房，至今还拖着3000多块钱的债。今年开始封山育林不能种菇，家里断了收入来源，全家只收了58袋湿谷，大约3200斤，还交了18袋定购粮。余下的粮食连口粮都不够吃。他一家三口全年负担却高达142773元，超过他应承担的合理负担96698元，其中仅教育集资一项就达690元。蔡守国家里虽说盖的是两间平房，但除了两张床和一台破旧14英寸黑白电视机外，再也没有什么其它值钱的东西了。
随州事件发生后，随州市采取封锁消息的作法，但却被消息灵通的新华社记者知道了情况。23日，新华社驻湖北分社记者刘向东、袁志国匆匆赶往“随州事件”的现场——万和镇沙河办事处冷岗村一组进行了实地采访。
冷岗村位于鄂豫两省交界地带的桐柏山下。村民们反映，蔡忠厚老实，平时语言不多，以前从未欠过上交款。其妻徐桂菊看到记者来了，立即“哇——”地一声撕心裂肺地恸哭：“那两天蔡六(蔡守国的小名)四处借钱，连饭都顾不上吃，可怜哪!”她的丈夫刚刚死了10天，可以想象，对于一个乡间妇女来说，男人在家里的地位多么重要，是家里的顶梁柱、当家人，更是主要劳动力。男人突然死去带给她的是多么大的打击和悲痛，况且孩子那么小，以后的日子又那么长，她靠谁呢?
徐桂菊告诉记者，12月5日，由沙河办事处主任余万新带着收款的“棒子队”来到她家里逼交公款，借钱无门的男人被逼无奈喝下农药甲胺磷自杀身亡。记者还了解到，全村农民有高额负担的绝不止蔡守国一家，而由乡村干部组织的“清收兑现小组”收款时则采取一些恶劣手段，在村里强拿恶要。该市少数地方干部作风粗暴简单，干群关系紧张，尤其是在年终结算时，动辄搞一赶二撮三拆，甚至捆绑吊打。淮河镇竟将拒出不合理劳务负担的农民关进铁笼子里游工地示众!这些都造成极坏的影响。
记者通过现场采访和有关部门调查表明，导致蔡守国死亡的原因有两条：一是过多过重的教育集资，大大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
记者翻看了蔡守国家里《农民负担合同手册》，上面包括国家税费和“三提五统”等收费总计只有58709元，而村里下达的收费高达142773元。实际上，如果按国务院、省政府的有关规定，蔡守国家里的合理负担只有37027元。从他家1995年上交的各种款项看，教育集资占了很大比重。随州市农委提供的一份调查资料表明，仅各级教育集资一项就有690元，占总额的48％，除按规定应上交的4296元以外，其余67404元均属违规集资。
据介绍，1995年万和镇为了通过“双基”(即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壮年文盲)达标验收，在镇、办事处、村三级同时开展教育集资，进行校舍改建或重建，脱离实际地提出“集一点，借一点，捐一点，赊一点，要一点，抵一点，贷一点，垫一点，欠一点”的“九点办法”，并要求一年建校，三年还账，节衣缩食办教育。同时，万和镇要扩建镇一中、二中和镇中学，共需投资206万元。原准备在全镇农民中集资120万元，人均30元。后报市有关部门审批，只允许按规定集资483万元，人均1432元，实际执行人均15元。冷岗村除要完成镇、办事处的人均各15元的教育集资任务外，村里还要求人均建校集资200元。这样，冷岗村1995年农民人均教育集资就多达230元，除镇集资的1432元经报批准外，其余21568元均属违规集资。
除教育集资严重加码外，“三提五统”超收10604元，共同生产费超收2991元，还有摊派到户的农村养老保险费100元，以及镇修公路的以资代劳款8085元。
二是基层干部采取强制手段收款，激化矛盾。
冷岗村一组的村民向记者反映，余万新率领的清款兑现班子不仅对蔡家“结硬账”，对其他村民也一样。工作班子一般都在13人左右，最多时20人。为了造声势，他们还带着车子(三轮车，有时是租的汽车)、袋子(麻袋)、绳子和铐子，采取撮谷、赶猪、牵牛、抓人等高压手段，使人望而生畏。据反映，从12月3日至7日上午9时，清款班子仅在冷岗村一组，就从刘绍明、曾庆山等8家赶走4头猪、2头牛，撮走上千斤稻谷，抬走一台电视机。村民吴九虎还被办事处招募的“棒子队”成员石根成、刘冰用手铐反铐双手，拖到村办公室关了几个小时。还有部分村民在结账班子的威逼下被迫卖口粮抵上交款。
一组组长石玉林是清款班子成员之一。他满脸愧色地对记者说：“那几天，村里的人看见我们来了，都说‘鬼子进村了，赶紧回家挖地洞’。”他还说，他当了13年的生产队长，像这样蛮干的还是头一回，可上面还要他连夜贴标语：合同结算打硬仗，不获全胜不收兵。他曾对余万新等人说：“这样蛮干不行，这样的硬仗即使打完了，干群关系也就破裂了。”而有人却回答：“破裂了去球。”
当记者采访万和镇主要领导时，他们提供了一大摞材料，其中有两张责任状，一张是“随州市‘两基’达标责任状”，另一张是“农村养老保险达标责任状”。这两张责任状都是市长和镇长以及市镇两级教育和民政部门负责人签订的。镇里的干部说，像这样的责任状还有几张，上级要求这“达标”那“规范”，又没有财力，只好向农民伸手。
据了解，随州市经过农民负担管理部门审批的教育集资为105357万元，而实际教育集资达到4000万元，占社会各种集资的889％，超过审批的28倍。该市人均教育集资超过100元的有11个乡镇。严重超出农民的承受能力。农民反映：集资年年搞，过去搞一无(危房)两有，现在又搞教育达标，而且标准越来越高。有的地方甚至乱占耕地，拆平房盖楼房。群众对教育达标中的形式主义十分反感。另外，随州市为了争取在全国农村人身养老保险达标中夺第一，两个月收取养老保险费1200万元，大多采取先收钱后办保险手续的强制办法，按户平摊……
面对这起触目惊心的事件，记者深刻地认识到蔡守国自杀身亡决不是一个简单的恶性事件，而是当前农民负担过重、基层干群关系紧张的典型反映。蔡守国之死的背后隐藏着深层的原因：虽然粮食丰收了，农业形势很好，但少数地方过高估计了农民的富裕程度，农民不堪重负，已直接损害了党在农村的威信，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随州从前一年的五月份就开始连续不断地出现农民负担过重引发的小事件，直到年终酿成农民自杀的恶性事件。这从反面说明，遏制农民负担反弹必须下狠招，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于是，记者第二天匆匆赶回武汉，立即动手写了篇内参稿《湖北一青年农民因负担过重服毒自杀身亡》，并通过社长签发，传到新华总社和省委办公厅。
“随州事件”终于惊动了中央。1996年1月初，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和副总理姜春云都在“内参”稿上作了批示。1月8日，国务委员陈俊生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总结讲话快要结束时，专门强调了减轻农民负担问题，并提出了对随州事件的解决意见。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结束后，总社一位同志致电告诉记者刘向东，说反映“随州事件”的内参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各省代表都反映新华社反映的情况很及时，为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国务院还派调查组到湖北等地检查农民负担工作。中纪委和监察部门也派专人到随州进行了调查。同时，湖北省委省政府也派调查组查办此案。2月3日，省委省政府宣布对11名主要责任人的处理决定：主要责任人沙河办事处主任余万新受到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分；给予万和镇党委书记王发志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给予冷岗村党支部书记袁楚华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给予冷岗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会主任万汉友撤销党内职务和村委会主任职务处分；给予万和镇政协联络处主任王树忠党内警告处分；给予万和镇镇长陆学富行政警告处分；给予沙河办事处党总支书记陈建国党内警告处分。此外，有关部门已作出决定，对万和镇沙河办事处治安员石梗成、刘兵予以行政拘留处分，并对石、刘两人作出解聘处理。
事情总算有了结果，谨祭蔡守国之灵，你可以在九泉之下安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