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5期
《冯文炳文集》序
作者：卞之琳
废名生前，特别在抗日战争前，好像与人落落寡合，实际上是热心肠人。我在1933年大学毕业期间，在沙滩中老胡同他住处和他第一次见面，从此成为他的小朋友以后，深得他的盛情厚谊。他虽然私下爱谈禅论道，却是人情味十足。他对我的写作以至感情生活十分关注。1937年1月我从青岛译出了一部长稿回北平交卷，就寄住他北河沿甲十号前后两进的小独院，用他内院两(小)开间起居室一角的一张床。他寒假回南省亲，留下一个老仆看守，他预先允许我让莱阳回北平的何其芳(可能是回万县一行的中途)在他家和我一起住几天，就用他内间的卧室。不久我也南归，未再北返，北平沦陷了。全面抗战爆发后，我到内地，转辗各处，从成都到延安，从太行山到峨眉山，最后在昆明教书六年，只知道废名早回了黄梅家乡，情况和地址不详，八年失去了联系。直到1946年，我随南开大学复员北返，才在北平见到他一两面，见到他十分高兴。后来我应邀去英国，从天津到牛津住了一年半，北平解放，我回国到北京大学教书，见到他更兴高采烈。但是当时我们不同系，大家都忙，很少接触。1952年夏院系调整，我被分配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和外国文学所前身)，当时正在筹建期间，我得机参加中国作家协会集中学习，然后下江、浙农村参加农业合作化试点工作近一年。废名北调至吉林大学。我们从此未再见面。由于我一向懒于写信，也未通音讯。他病逝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事后很久才听说，更不清楚他的卒年月日。我们相处的日子实在有限，彼此也不相寻问身世，所以我本来不大知道他早年和避居家乡期间的生涯，也不大知道他的晚景，只是总信得过他的晚节。
废名过去似乎极赞赏陶渊明所说的“读书不求甚解”；我则天生不是做学问人，读书不求甚全。即使个人偏好的古今中外大小作家，我没有读完过全集。只有莎士比亚原文著作可算是例外。抗战期间，我以在大学教书当职业了，在这条路上不得不向上爬，才对有些专题多读了一些书，得鱼忘筌，也就当敲门砖抛开。1952年我从讲堂转到学院，总得做研究工作了，我才先下乡也带了一卷本莎士比亚全集，在插手奔忙农村生产“组织起来”的工作，时期较长，总有余暇，第一次读完了全部，回来才反复从面到点，参阅各家评论和提供的考证材料，算是钻研了两年(至于《红楼梦》、托尔斯泰的三部长篇小说、巴尔扎克等单部头长篇小说名著，当然不可能不读全)。废名的小说、诗文除了《莫须有先生传》，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多少。
现在健男同志精选了废名近三十万字的各类著作，并对他的生平作了较详的介绍，我不由情不自禁，不惜在亟待完成的本职工作及其他社会义务等交迫的困难条件下，见缝插针，通读了稿本，借以加深认识，温故知新。
回想起来，我的已故师友中，有两位为人著文，几乎处在两极端，而我和他们私人关系和对他们写作情况等的看法，由此及彼，首先就有些难解难分的地方，这也许不免出人意外吧。
我都是在南边中学时代就读过他们二位的一些作品：徐志摩的第一本诗集(线装仿宋字体本)；废名的一些早期短篇小说。大约1930年废名和冯至同志办《骆驼草》(开本像早期《语丝》的小刊物)。我出入北京大学第一院(即今旧“红楼”)，在大门东侧小门房，每期必买(一期只化几枚铜元)，开始欣赏其中经常刊登的几章《桥》或《莫须有先生传》及别人的一些诗文。
废名比徐志摩小五岁，我又比废名小九岁。徐在1916年至1918年在北京大学读过书，废名现在知道1922年暑后就上了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来进了英文系，中途辍学，到1929年暑前才毕业。我恰好正是1929年暑后北上进了北京大学本科也是英文系。所以我们三人也可以说是先后同学。徐1922年回国，好像也在北京大学讲过一点学甚至授过一点课，废名想来没有听过；他还刚进预科。徐在1931年初北来北京大学英文系教书，也就教到了我，我应称是他的“及门弟子”，只是仅到当年十一月十九日他就坐飞机失事去世了，他要新月书店出我一本诗集，也就告吹。其间他经常奔忙平沪之间，我在班上见到他和偶在教师休息室门口和他面谈几句，通过几次信，只有一次约在地安门内米粮库他所寄寓的胡适家客厅侧室晤谈过一阵。废名和我相识较晚，是在1933年五月我出了一本小书以后。他和我却交往较久，虽然抗战期间八年失去联系，后来也曾有一年半隔在海内海外，最后十几年分处关外关内，信都未曾通过，想不到也就从此永别。徐志摩写给我的一些短简上有时客气的称我“弟”(实亦即“弟子”)，废名对我从不应我称他为长辈，给我写信，总还称我“兄”。他对我却也是亲切的，大约见我入“道”无缘吧，就送过我一部木版《温飞卿诗集》(今尚存)，还有一部木版《庾子山集》(早不见了)。
徐志摩才气横溢，风流倜傥(虽然从小戴近视眼镜)，因是名家，照片流传甚广，确就是那个模样。他出身于浙江峡石大镇的富商(现或可称民族资本家)门第，留学美英，特别在文化界上层，交游极广。相反，废名是僻才，相貌“奇特”(似为周作人语)，面目清癯，大耳阔嘴，发作“和尚头”式(非剃光)，衣衫不检，有点像野衲，说话声音有点沙嗄，乡土气重。我初进北京大学，老同学中常笑传他用毛笔答英文试题。他们两位和我从不曾谈及彼此。我可以设想，如果废名见过和听过徐志摩的外表和谈吐，也会像鲁迅一样的不会喜欢，虽然他极称赏他的一位旧同学，不久比徐志摩更早夭的年少翩翩的梁遇春(秋心)，赞赏他的才华、他的文采。北京大学过去曾有过闻名的两派，《现代评论》派和《语丝》派，徐志摩倾向于前者，废名接近后者，也很自然，抗战胜利后，废名回北京大学中文系教书，作新诗若干讲，我当时在国外，不知其详，近年来才知道他关于我也作了一讲，开头竟说，本来应该讲一讲徐志摩，见了我的《十年诗草》，讲了我，也就可以不讲徐志摩了。废名对徐志摩的偏见从此可见一斑。
徐志摩在思想上是大杂烩，前后也多变，变坏变好，都有表现和苗头。废名在解放前，特别在抗战前，似曾以他独特的方式，把儒释道熔于一炉。我记得1937年初在北河沿他家寄住期间(在他回南以前)，曾认真对我说他会打坐入定，就是没有让我看过(他想必是在左边一头卧室里做的功夫)。而他向我一再推荐过《论语》，把孔子和孔门弟子的交往及其言行，一扫腐儒的玄化，解释得非常平易近人。他本来一直尊敬周作人，抗战前出过四本小说集和长篇小说，都请他写序。但是全面抗战起来，他就和他的“知堂先生”分道扬镳，自己从敌占的北平跑回南边的家乡，又甩脱打到家乡小县城的日本侵略军，到山村教小学、中学，称赏农民倒都有“日本佬必败”的信心，听到他们赞扬难得到境的新四军。同农民一起深恶国民党“苛政猛于虎”。他不怕外患，但恨“内忧”，敢于在抗战胜利后公开发表的文章里提说，还出于激愤说中国历朝亡国都亡在一部分读书人手里。1949年春我从国外回来，他把一部好像诠释什么佛经的稿子拿给我看，津津乐道，自以为正合马克思主义真谛。我是凡胎俗骨，一直不大相信他那些“顿悟”，又初回解放了的北平，认真作业务授课，又主动作学习补课，也正逢“大忙季节”，无暇也无心借去读，只觉他热情感人。随了日子的过去，现在从他后来写的文章里可以看出，应说是主观上全心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热忱拥护社会主义，甚至有点从左到“左”了。他在课堂上，在专著里，也显得理所当然的对鲁迅倾倒得五体投地。徐志摩三十六岁就去世，很难说他日后会有怎样的思想变化，废名的思想变化可就有这么大。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不管人为的吹捧与贬抑，热闹一时或冷清一时，徐志摩富有诗意的散文、废名也富有诗意的散文化小说，艺术上都别具一格，一笔勾销，就有违历史唯物主义和借鉴教导。平心而论，徐文不如徐诗，冯(废名)小说远胜冯诗，此所短彼所长，不能相提并论。两者在这方面截然相反中，却也有一些相通处。同是南中水乡产物，诗如其人，文如其人，徐善操普通话(旧称“官话”和“国语”)，甚至试用些北京土白，虽然也还带吴(越)方言土音，口齿伶俐、流畅、活栩，笔下也就不出白话“文”。冯操普通话也明显带湖北口音，说话讷讷，不甚畅达，笔下也就带涩味而耐人寻味。徐文“浓得化不开”，冯文恬淡，两人为文，有时候(冯在中期小说创作中)却同样会东拉西扯，思路飘忽，意象跳动，一则像雨打荷花，一则像蜻蜓点水。他们都像我的老一辈人一样，从读四书五经出身，徐、冯似乎都不喜唐宋八大家古文，在各自的写作里可以推测，徐倾向于楚辞、汉赋、六朝骈俪，洋洋洒洒，堆砌、排比；冯自己说推崇魏晋六朝文，但从他喜欢《诗经》、《论语》、五古等看来，肯定会喜欢《世说新语》一路文字。偶出拈花妙语。年来听说有人研究废名散文化小说，说有现代西方“意识流”笔法，我认为也许可以作此类比，却不能说他受过人家的影响。徐志摩当然读过西欧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盛行过一时，到二十年代登峰造极，或多或少影响到，影响过的西方各派现代小说家，也读过意识流小说老祖宗英国十八世纪小说家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自己还显然有意识仿现代英国二十年代意识流小说家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废名肯定没有读过，诗文如有西方所说“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则中国古诗文也早有这一路传统手法。徐冯二位同好契诃夫小说，徐当然更爱契诃夫的英国现代“高雅”(high brow)文士版的凯瑟林·曼斯斐尔德(“漫殊斐儿”)，冯则未必倾心甚至读过她。他们在十九世纪下半期到他们当代的西方作家中，却也有同好——哈代。徐受过哈代诗的一些影响，冯则当然是喜爱哈代的乡土小说。说来也怪，都不显出有多少影响，徐却译过法国波德莱尔的一首诗(发表在早期《语丝》上，所附的一些废话，受到鲁迅的鄙夷)，现在从废名遗文里知道，他竟也读过一点波德莱尔。当然他在西方文学大家里最推崇的还是莎士比亚和写《堂吉诃德》的塞万提斯，那就毫不足怪。
废名小说创作是他留给后人的文学遗产的精华。他的早期小说也可说是乡土文学。早在他以前，新文学史上第一大家鲁迅早期一些小说就已经开了乡土小说的写作先河，诚如健男同志所说，废名也不过受其“启迪”和“滋养”的一大群小说家之一。这种小说以半封建半殖民地城乡自然经济衰败的社会底层小人物、农业劳动者等为主角或重要人物，出于同情，或念其淳厚不变而含怅惘以伤其无知难争而冷嘲热讽等等，用平凡、庸俗以至鄙陋的事物材料作出别有一番风味的风俗画或“浮世绘”。鲁迅是大家，废名是奇才，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即使对比一下，也能发人深省。鲁迅也曾看出过废名的“特长”，说在1925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鲁迅早期写乡土小说，笔墨凝练，好像进行铀浓缩，早有火药味，废名早期以至到更炉火纯青时期写小说却像蒸溜诗意，一清如水。他同鲁迅早期的一些小说一样，以南中水乡为背景(他以内地的湖北，不像鲁迅以近海的浙东，历史环境恐也有发展先后不同的因素)，却写成了田园诗。他的小说里总常见树荫，常写树荫下歇脚，所以正中由厌恶北洋军阀统治、国民党军阀统治，到厌恶政治以至最后不免“下水”的周作人的下怀——他不是早已老爱捧苦茶在树荫下坐坐吗?周作人说废名写小说并不逃避现实，废名晚年自己忏悔逃避现实，客观事实恐怕却证明他的小说创作也还是反映现实的，只是反映的角度有所不同而已。他在小说里(诗里也一样)常无端插入以点概“宇宙”、“世界”、“天下”诸类话，好像(实也真是，不过从自我出发)以天下为怀了，认识不深，难于捉摸，有“哀愁”倒是可称“无限”，像西方十九世纪末一些探索无门的诗人爱用这个夸大的形容词一样。所以经过“呐喊”、“徨”，视域扩大，认识深化，发展到三十年代的战斗者鲁迅就说废名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满他“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有意低徊”等等了。
分出的两条道路，却也有或直或曲，平行发展的阶段。鲁迅晚年大写手榴弹式杂文，火花怒放的时期，也正是废名放笔写《莫须有先生传》的时期。《莫须有先生传》写得好像很顺手，却不是水到渠成，而漶漫无涯。废名喜欢魏晋文士风度，人却不会像他们中一些人的狂放，所以就在笔下放肆。废名说塞万提斯胸中无书而写书——《堂吉诃德》，他自己实真是这样写《莫须有先生传》。他也可以说写他自己的《狂人日记》。他对当时的所谓“世道人心”，笑骂由之，嘲人嘲己。装痴卖傻，随口捉弄今人古人，雅俗并列，例如我还记得《莫须有先生传》有一章开篇就说“莫须有先生脚踏双砖之上(北方城乡土俗，窄沟毛厕两旁置双砖垫脚，今仍十分普遍)，悠然见南山(陶潜名句)”。废名的“哀愁”当时也还“有限”(实即不着边际，不切时弊要害)，但是也自有他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就他独特的纯正艺术风格，废名写小说，应以《桥》上卷为达到高峰。《莫须有先生传》是他另一个小说写作奇峰，应该是他的小说绝笔了。他后来宣布不再写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严格说算不得小说，早已结束铅华，记事实发议论，也就已经显出了他的思想和文风早在抗战八年里“闪露”的转机。
废名写过诗而且偶尔还写诗，我是在三十年代中期才知道。他应算诗人，虽然以散文化小说见长。我主要是从他的小说里得到读诗的艺术享受，而不是从他的散文化的分行新诗。他的前期短篇小说和《桥》的一些篇章，其像他自己所说，学唐人写绝句。随便举例说，他在《桃园》这个短篇小说里有一句“王老大一门闩把月光都闩出去了”。这就像受过中国古典诗影响的西方现代诗的一行，废名却从未置理人家那一套，纯粹继承中国传统诗的笔法。他的分行新诗里也自有些吉光片羽，思路难辨，层次欠明，他的诗语言上古今甚至中外杂陈，未能化古化欧，多数场合佶屈聱牙，读来不顺，更少作为诗，尽管是自由诗，所应有的节奏感和旋律感。过去徐、闻(一多)一派诗，别的不说，在他们成熟时期，多数场合，运用口语干脆利落，虽然自有其语言音乐性，“站”得起来，并不“躺”在那，拖沓平板，即使今日有些诗人尽量用所谓“大白话”，除非用并不“普通”的“京片子”的地方，还往往是白话“文”。我自己写新诗经过一段曲折道路，刻意在实践里也学习这一方面，还感到难企及这两位师辈的这种语言艺术优点。至于懂不懂，我敢肆言至今实际上还不曾好好解决“普及基础上提高，提高指导下普及”的问题。过去白居易诗，“老妪皆晓”，恐怕也是夸大说法。另一方面，“诗无达诂”或者可成一说，但是我尽管了然中国古典诗(词、曲等)以及民歌的一种重要传统，词句尽管随思路跳跃，有如现代西方诗，尽管涵义甚或借用西方现成名词来直称中国古已有之的象征意义(或如今日所说的“潜台词”)可以层出不穷，思维总有逻辑，表层的有形语言，总该不含糊，应不招人各一解。中国文言，自有语法，实在有时比白话，更和西方语法最简单的(但也用起来不大容易的)大语种英语倒更多相通处，只是我们的省略(understood)法较多。诗如此，散文也如此。废名对我旧作诗的一些过誉，令我感愧，有些地方，阐释极妙，出我意外，这也是释诗者应有的权利，古今中外皆然。只是知我如他，他竟有时对于其中语言表达的第一层的(或直接的)明确意义、思维条理(或逻辑)、缜密语法，太不置理，就凭自己的灵感，大发妙论，有点偏离了原意，难免不着边际。可能现在是我头脑刻板，倒有点像呼应了西方古典主义的(不是古典名诗的)从严要求。我也从不反对从西方引进的有韵或无韵自由体或从中国“长短句”、“七言古风”等继承发展出来的自由体白话新诗，也曾常写，现在如有余力，也还愿意写，但是想总该协和中国传统或一种重要传统的特色，要求精炼，尽了能用说得上口的活的语言，写与散文节奏上有别的诗行。一方面新格律探索，也很重要，那又当别论，虽然过去我一直尊废名为知己的师辈，辱承他赏识和关怀，认作忘年的知交(不在乎常在一起，常通鱼雁)，我在这里对他的诗与诗论坦率发表我的不同意见，就算是批评吧，他若尚在人世，我敢信决不会见怪。
废名论诗如此，其他从他独特的实践中产生的文学理论，依我看来，也大有可商榷处。他从不趋时媚俗，哗众取宠，从不知投机为何物，所以他晚年激进，决不是风派，却有时一反自己过去的作风，不加自己的独立思考，几乎“闻风而动”，热肠沸涌，不能自已，于是乎旧时的妙悟、顿悟，擅发奇论甚至怪论的思想方法一旦与感人的新事物结合，我看不免有不少离谱的地方。他不幸没有活到古稀，现在不像我老而不死，还得学到死，反比我年轻得多，我回顾他晚年的一些议论，反倒觉得天真可爱。话虽如此，他晚年论鲁迅，论杜甫，却也不时“闪露”一些真知灼见，是经验中人所能道，创作过来人所能道，非纯学者所能道，亦非任何他人所能道。
说来也可能出人意料，作为小说艺术家的沈从文老先生(只比废名小两岁)产量不小的创作，我读过不多。现经健男同志提及，才知道他早年曾经自称他写“乡下”作品“受了废名先生的影响”。我认为所谓“乡土文学”，不限于写农村题材的文学创作，应说是带地方色彩的创作，特别是小说，或者与所谓“(大)都会文学”相对立，我可以推而广之说，不限于乡镇小邑，还包括过去日趋凋敝没落的一些历史文化名城，甚至包括一些大都市的带有地方特殊气氛的城郊。而且我更想说，这还决定在(角度尽管不同)共同基于同情心来写社会底层小人物，各种劳动人民，以至贫苦无告者，甚至在大都市也罢。我赞同健男同志说这条路在新文学中的“开创者”“只能是鲁迅”。废名自己也是有意无意首先受鲁迅的影响，也许受废名直接影响的许多人，同时也多直接受过隔代“开山老祖”的熏染。人家说受废名影响的一串名字，我不知道有没有师陀。我这位老朋友特别在跑不出“孤岛”从此定居上海以前的“芦焚”时代的早期小说，我相信同时又兼受过废名的影响。和废名家庭出身不同的何其芳早期写散文作品，决不在诗，而在散文——这方面甚至超出《画梦录》的部分篇什而跨入了一点《还乡杂记》的界线。我的现在还是老朋友的一位北京大学和废名与我一样的接班同学(一则同在1929年暑假前后，一则同在1933年暑假前后)，论家庭出身和废名更不同，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受过废名批改过作文卷，后来在1936年、1937年一度“玩票”写过用多种笔名发表过的一些散文作品中，少为人知，而至今耐读的散文化小说或称小品，也就有废名式风格。我以上所举三位年龄比我小些，可称同辈的知名和不知名，去世和尚在人间的中国新文坛“保留角色”和一时跑过龙套的票友过客，受影响不限于废名，许多地方特别在笔法上，受废名独特风格启迪，起催化作用，我想无可否定。我虽然没有研究过，废名作为“偏将”的独特影响，看不见的好影响，看来既深且广，确会涉及不少人。
要我写序，我也就拉扯了这么长琐屑回忆，这么样说长道短，信口雌黄，又像自我标榜，又像自我抒情，到此搁笔，深感不安，但冀这番噜唣多少有助于读者论者的理解与衡量废名的著作。
1983年12月21日
